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时代， 燕京大学并非人们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然而， 燕京大学与“五四”实际上渊源颇深， 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燕大正是诞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 燕大最主要的两大前身——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 虽然在1918年就已经合并了校址， 但由于矛盾重重， 依旧各自为政， 而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半个月， 即1919年5月19日， 这两所合并的学校才商议出了“燕京大学”这一统一的校名。[1]7与校名的确定相比， 更为重要的是， 对此后这所新生学校的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司徒雷登， 在五四运动前三个月宣布就任该校校长。[2]71-72这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暗示着“五四”时代对于燕京大学不同寻常的意义。 本文希望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视角观察燕大在“五四”时期的重要转变。 这里的“边缘”和“中心”是就其介入中国社会运动、 参与中国的社会服务与改造的程度而言的。 具体而言， 本文所谓的“从边缘走向中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 它指与此前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以宗教目标为主要诉求， 而不太关心国家、 社会问题不同， 燕大在“五四”时期开始介入中国的社会运动， 在此过程中“基督精神”与“爱国”以特别的方式融为一体。 其次， 它也指面对中国本土大学的竞争， 燕大开始改变宗教精神在学校中的表现方式， “基督精神”成为学生服务社会的推动力量， 并使其在社会服务方面引领风气之先。 这两方面， 都与燕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重新定位基督教在学校中的角色有关， 共同构成了燕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方式。 1在“五四”的“边缘”： 五四运动中的燕京大学 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 作为以宗教目标为主要诉求的教育机关， 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本来并不热心。 正如当时在协和女子大学(该校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读大一的冰心后来所回忆的：“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 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 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 ‘专心听道’， ‘安心读书’， 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不过，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3]973-974。 燕京大学(当时称为“汇文大学”)也正是在这时， 开始介入到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当中。 然而， 在五四运动中燕大所扮演的只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 下文根据现有史料， 对燕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角色做一简单勾勒。 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学生界在北大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议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4]103-104据许德珩回忆， 在这次会议中， “燕京大学派出的代表是瞿世英”[5]472。 瞿世英是燕大1917级哲学系的学生[6]262， 是当时燕大的学生领袖。 尽管以瞿世英的参会为象征， 燕大一开始就参与到了运动当中， 而且据说全体学生都参加了第二天的示威游行[7]， 但在当天的运动中， 燕大并不是一个显眼的角色。 实际上， 在参加游行的13所北京大专学校中， 燕大(当时称为“汇文大学”)的学生数量最少， 而且燕大是惟一的一所教会大学， 并非主流。[注]根据燕大校友白序之的回忆， “盔甲厂时代”(盔甲厂是当时燕大所在地)燕大“学生合计不过百人”， 参见罗学濂： 《盔甲厂时代》， 收入陈明章《私立燕京大学》，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年， 第4页。 另据陈平原统计， 当时燕大学生约有80人， 参见陈平原： 《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 收入陈平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8页。在当日的抗议活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北大和高师， 燕大则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不过， 当天在天安门前的集合， “最先至者为高师、 汇文两校”[8]458。 在整个运动中， 燕大最活跃的人物是瞿世英和许地山这两位学生领袖。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回忆， “学生游行队伍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义举时”， 有人指给她看“长发披肩的许地山其人”[5]502。 在5月6日北京各校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时， 瞿世英和许地山是燕京大学的代表。 在联合会中， 各个学校的角色并不相同。 据当时担任铁道管理学校学生会主席的郑振铎回忆， 在学生联合会中， “北大和高师就是两派”。 来自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 来自燕京大学的瞿世英和许地山， 以及来自铁道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代表的都是小单位”， 开会和活动时常常在一起。[9]630这也证明， 在五四运动中， 燕京大学属于其中的“小单位”。 虽然是作为此次运动的“边缘”角色， 但燕大学生颇以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为荣。 燕大学生文南斗1919年底发表于《燕京大学季刊》的《我们在学生运动中的角色》一文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该文开头， 作者即提出“1919年5月4日开始于北京的学生运动， 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新生命”， 并认为“作为燕大的学生， 值得向那些感兴趣的人们讲述燕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角色”。 他认为， 燕大与北大等学校共同推动了5月4日的将永被铭记的示威游行。 文章还特别提到燕大在当天被捕的唯一一名学生张德， 认为“他的勇敢与所遭受的痛苦， 激励着我们的冒险精神， 使我们准备着承担起更加需要牺牲的事业”。 在文章结尾， 他说：“由于我们的目标尚未达到， 学生运动还在进行， 因此， 未来我们在此中的角色必将比过去更加重要。”[7]这显示出燕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激情， 被五四运动大大地激发了出来， 教会大学那种对“政治潮流”的“堤防”被冲破了。 就燕大校方而言， 尽管出于谨慎， 当年5月20日燕大校务会决议对当前的学生运动抱持静观其变的态度， 而不采取任何官方的行动[10]， 但学校尤其是在该年刚刚就任燕大校长的司徒雷登， 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同情态度显而易见。 据记载， 司徒雷登曾在当年向徐世昌总统请求释放燕大的被捕学生， 并且在接见被捕学生时， 与他们“晤谈颇久， 详知其目的与爱国热诚， 深韪其心， 且嘉其志”[11]28。 在当年6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 司徒雷登集中表达了他对学生运动的个人看法， 其中尤其令人注意的是， 他认为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燕大的基督教精神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他看来， 这场运动突显了基督教作为领导力量的重要性， 因为学生们“必须拥有服务和牺牲的至高理想， 一种既耐心又能耐受重大损失的爱国主义”， 而“只有基督教的真理才能产生这种精神， 使人为了国家的需要无私献身”[12]。 校长司徒雷登的态度， 大大鼓励了燕大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 可以说， 尽管燕大在五四运动中还只是一个“边缘”的角色， 但正是以此时期为转折， 开始突破教会大学普遍的“专心听道”“安心读书”的狭隘限制， 从而融入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大潮当中。 在五四运动中， 燕大的基督教色彩不再是一个阻碍因素， 反而成为了一种精神源泉。 2“基督精神”与“社会服务”： 走向“中心”的燕大方式 作为燕京大学前身的三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 华北协和大学和协和女子大学， 其最初设立的根本目标都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人才， 这是当时教会学校的普遍情况。 汇文大学如此陈述其宗旨：“它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严格的基督教和福音主义原则， 而不是世俗原则——帮助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获得文理科教育或职业教育。”[13]类似地， 华北协和大学的前身潞河书院的自我定位是：“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督教精神的青年， 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 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14]5这样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定位， 在晚清对于教会大学并无不可； 但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本土大学大量涌现后， 如此定位则会使得教会学校处于“边缘”的境地。 实际上， 当时的国人也正是以教会学校的自身定位来理解它们的。 如在1920年3月燕大男女两校(燕京大学、 协和女子大学)合校的联欢会上， 在教育部任职的邓萃英就曾说：“中国社会每误解教会学校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15] 司徒雷登在1919年就任校长后， 似乎在努力地摆脱人们对燕大的固有看法， 重塑燕大的形象。 据报载， 燕大在当年9月3日的开学式上邀请了“白坦博士演说‘教育大同主义’”， 演说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大同”两字当指淡化燕大的基督教本位， 因为该报道在结尾处评论说：“该校虽系宗教界所建设， 然本博爱宗旨， 谋教育之普及， 一视同仁， 不分畛域， 将来造就广阔， 定可为中国教育界放一异彩。”[16]在开学式安排这样一个主题的演讲显然暗含深意。 更能表现燕大此种意图的， 是10月18日， 司徒雷登主动“函约中外报界人士蒞校茶话”。 在茶话会上， 王化卿教授在报告开会宗旨时说， “本校虽由教会所设， 然不分畛域， 对于学生一体待遇”； 之后算学部主任陈化民教授在报告燕大成立经过时， 也特别强调“本校之宗旨， 不专在养成教会之人才， 并注意养成具有基督教精神， 为社会服务之人才”[17]。 这里所强调的“为社会服务”， 正是针对之前的“为教会服务”而言的， 宣示着燕大告别只为教会培养人才的定位。 同时， 其宗旨依然包含有“具有基督教精神”一项。 实际上， 以“基督教精神”进行服务社会的工作， 正构成了此后燕大走向“中心”的重要方式。 燕京大学1919年秋所拟定出来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最好地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与服务社会的结合。 这一校训来自《马太福音》中的“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和《约翰福音》中“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两段话。[18]70这样的校训为燕大学生加入到中国社会的服务与改造提供了来自宗教精神的依据。 在此时期燕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精神的影响。 据1920年秋的报告， 燕大男校青年会日常活动中有一个“祈祷团”， 该团“每星期四上午七点半到八点聚集常会， 为国家， 社会， 教会， 学校， 种种祷告。 遇着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有特别的祷告会”[19]。 这样有意识的祷告显示了青年会学生对于国家、 社会的责任感。 瞿世英则以一个“爱”字为中心， 来阐释他所理解的“耶稣基督”的精神对于社会改造的意义。 他在《耶稣基督的爱与社会改造》一文中认为， 当时的社会问题是“个人间的关系问题”， 或者说“人类相处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 要求一种新的精神， 这种精神他认为“就是一个‘爱’字”， “爱的精神是伟大， 深厚， 普遍， 平等的”， 而“历史上能表现这种爱的只有一人”， 就是“耶稣基督”。 这种“爱”的精神又能产生出几种改造社会所需要的精神， 即“服务的精神” “牺牲的精神” “平等的精神” “不畏强御的精神”。 他并以《新约》中耶稣的生平行事和对门徒的教导为例说明这几种精神。[20] 在建校初期， 燕大学生实践这些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就是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据冰心回忆， 那时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21]4。 燕大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实践， 应该是于1920-1921年师生共同参与的华北五省的旱灾赈济工作。 1920年，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等五省发生自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的近百年大旱灾”[22]264。 旱灾发生后， 司徒雷登校长对此十分关心， 并有意鼓励燕大的学生参与到赈灾工作中。 他邀请多年“办理救济之事”的熊希龄到燕京大学讲演“北五省灾区状况”。 熊希龄向学生们介绍了灾情、 赈灾的次序与方法， 并谈及对学生救灾的义务的看法， 认为：“各学校学生虽当求学之时， 原不能分身以服务社会。 然值此天灾见告， 老弱流离逾千万， 极人世之大变局， 苟有愿救同胞者， 亦无妨牺牲一二月之时间以从事于赈济， 且可增长仁慈之观念。”[23]九月中旬开学后， 燕大男校青年会就召开职员会， “讨论本校救济旱灾的方法”。 “双十节”的时候， 又邀请女校青年会共同商议， 决定两校各开一天“赈灾游艺会”， 即以演出卖票的方式募款。 11月26日和27日两天， 借地米市青年会大堂， 男女两校分别演出话剧“青年”和“青鸟”， 12月3日又重演一次， 共募款2 000余元。[24]筹款的另外一个重要活动， 是参与当年12月18日由“学校事业联合会”发起的“旱灾纪念日”的募捐。 据记载， 当天燕大女校有78名学生“募捐员”参与其中， 共募款400元。[24]对于此次活动过程及感受， 冰心在事后有详细生动的个人记述。[24]除捐款、 募款外， 燕大师生还与国际赈灾统一会、 美国红十字会、 华北华洋义赈会等机构合作， 实地襄办救灾工作。 所赴地区主要集中在直隶各地， 如石家庄、 保定、 正定、 邯郸等地， 所做工作有调查灾情、 放赈、 设立灾童学校等。 在实地赈灾工作中， 燕大师生共有近80人参加， 其中教员18人， 神科学生14人， 男校和女校文理科学生各23人。[24]应该说， 此次旱灾赈济是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工作。 此次前后长达半年的赈灾工作， 对于燕大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即它是对一年前正式拟定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之精神的真正实践， 是“耶稣基督”的精神与中国社会的结合。 当时燕大的学生即对此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这从赈灾工作后学生所结集印刷的《燕京大学青年会赈灾报告(1920-1921)》中可见。 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 用篆书所印的九个大字即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它象征着此报告的精神所在。 《发刊词》为冰心所撰写， 冰心在文章开头即开宗明义地说：“燕京大学的校训， 是‘以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她认为， 作为学生“所最不忍牺牲的”， 是“体力， 时间， 精神， 经济”， 但是这一次男女两校几百名同学“将这一切都牺牲了”， 就是“为着要履行我们的校训”。 她并且希望这本小册子上的记录， 能够使燕大后来的同学“知道我们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 社会服务的精神， 已经蓓蕾萌茁”， “鼓舞着他们更要完全的证实了我们的校训是：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24]。 这一校训对当时燕大学生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正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所认为的， “在每个学生的心灵中， 都见有这一校训的深深的印记”[18]70。 曾为燕大学生讲“北五省灾区状况”的熊希龄， 此时也为这本报告赠言， 他称赞燕大学生在救灾中的表现说：“基督教所谓舍身救人、 爱人如己之两大精神， 诸君一一而实行之， 此真可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也。”[24] 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本来让社会以为“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 而此时的燕大却凭借基督教精神， 不仅投入到对中国社会的服务中， 而且“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 这可谓是燕京大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特殊方式。 3走向“中心”的思想支持： 社会福音 从被社会认为“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到“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 这一转变通常被看作燕大在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时， 为了适应时代环境而做出的“世俗化”选择。 如燕大1947级校友夏自强先生认为：“燕京大学虽然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 但她成立之时正逢中国的‘五四运动’。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此后她一直在中国汹涌澎湃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发展， 很快就冲淡了教会色彩， 成为一所世俗大学。”[25]21这一解释固然不错， 但若想更深入地理解燕大的这一转变， 不能只注意外在时代环境的“冲击”， 还应该考察其所以能完成此种转变的内在因素。 从上文可以看到， 不论是校长司徒雷登还是以瞿世英、 冰心等为代表的燕大学生， 几乎都一致地认同爱国运动、 社会服务两者与基督教精神相辅相成这一论述。 这一论述之所以能获得较普遍认同， 在笔者看来， 是基于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界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日益盛行的社会福音思想。 因此， 只有理解这一思想及其与燕京大学的联系， 才能明了前述转变赖以发生的内在依据。 社会福音思想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 其核心思想是：“基督的福音不仅是个人得救的福音， 也是改造社会的福音， 不仅是灵魂得救的福音， 也是改善现实生活的福音。 因此， 需要按照耶稣倡导的博爱、 公义等原则改造现实社会； 赞成改良主义， 提倡教育、 社会服务和社会、 政治的改革， 以实现地上天国为最高社会理想。”[26]41819世纪末20世纪初， 社会福音思想在美国逐渐盛行， 而与此同时， 美国在1880年代兴起了由青年会北美协会主导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协和神学院主席贝内特说：“社会福音强烈地影响了传教运动， 特别是通过它影响了在亚洲的许多教会。”[27]35正是通过这一运动， 社会福音思想被美国来华传教士带到了中国并主要由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付诸实践。 尽管社会福音思想在美国的青年会中引起了争论， 但与美国相比， “中国青年会、 中国干事和在中国的美国干事对表现在社会福音中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更坚定， 回应更为强大”， “青年会干事们不仅要改变个人的信仰， 而且要改变社会”[27]35。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福音的观念在学生中的传播。 1909年来华的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 S. Burgess)是社会福音的积极支持者， 并且最先在北京学生中宣传并倡导“社会服务”。 自1911年起， 作为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的步济时开始每年组织面向华北学生的夏令会。 夏令会的主要目的是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 但其中的演讲或讨论多结合中国的现实， 讨论基督教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意义。[28]27尽管青年学生们也许不能理解基督教传统中“社会福音”这一名词的确切含义， 但却使他们看到了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并且被激发起了参与社会服务的热情。 为了实践社会服务， 在步济时的主持下， 1912年10月来自三所官立学校和三所教会学校的40名学生共同成立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29]1331919年11月该会还创办了《新社会》旬刊。 前文提到的在五四运动和赈灾活动中表现都颇为积极的学生领袖瞿世英， 不仅是《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 而且是实进会的重要职员之一。[30] 燕京大学对于社会福音思想的接纳， 从当时该校的神科课程中也可以窥其一般。 该科特别设有一个“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学系”， 其中开设的很多课程都带有社会福音色彩。 以1920-1921年为例， 所开设的课程有“教会与社区” “基督教的社会要旨” “当代社会问题与基督教要旨” “教会与乡村生活问题” “现代社会运动的伦理与宗教价值” “城市问题与基督教计划”。 如“基督教的社会要旨”一课所关注的是“先知、 耶稣、 保罗和早期教会的社会教义”以及“19世纪前教会对不同社会问题的态度”。 事实上， 燕大的这些课程也与青年会有着紧密的关系， 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同时也是该科的教授。[31] 新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宗教观点， 无疑是社会福音思想能否在燕大占据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点上， 尽管司徒雷登未见有著述特别阐扬社会福音， 但很明显其思想与社会福音有很强的亲和力。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到中国后， 司徒雷登与青年会都十分接近。 在美国汉普顿-悉尼学院读书时， 司徒雷登是青年会的“一名积极的成员”， 而且在“进入高年级后的那一年， 还担任了会长”[18]17-18。 其后， 在潘托普斯中学教书期间， 司徒雷登还曾两次参加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召开的夏令会， 当时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对他的宗教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司徒雷登后来曾回忆道：“正是由于他， 我才对耶稣有了新的和深切的体悟。 这就是在当时和今天构成我的宗教信仰的最本质的东西。”[18]21来到中国后， 最初在杭州和后来在南京的14年间， 司徒雷登同样继续受到青年会的影响， 他当时与青年会的朋友们“强调， 并且公开讨论， 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 社会、 学术和经济问题上”[18]38。 由以上自述可以看到， 在就任燕大校长前， 司徒雷登的宗教观念与社会福音思想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因此， 在掌校之后， 面对“五四”前后青年学生日渐强烈的社会关怀， 因应北京青年会所倡导的社会服务潮流， 为燕大这所教会学校制定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得到师生的普遍认同， 便水到渠成了。 4结 语 在“五四”时代， 中国大学生的国家、 社会观念觉醒， 参与中国的社会、 政治运动， 一时蔚为潮流。 自晚清以来教会学校所固守的传教宗旨， 到此时已经成为其被“边缘化”的主要因素。 燕京大学诞生于“五四”时代， 由教会学校联合而成， 本来其宗教色彩也使其可能被“边缘”化， 但伴随司徒雷登校长的到来， 燕大实际上开始参与到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去。 虽然在五四运动中只是扮演边缘角色， 但燕大毕竟开始介入其中。 此后， 以具有浓厚基督教精神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为象征， 燕大的基督教因特色反而成为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的一大精神动力， 并且在此方面引领风气。 这一转变的发生， 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的社会福音思想， 这一思想通过“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传播到中国并主要被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和践行。 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领导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活动， 就是当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从现有史料可以看到， 燕大学生领袖瞿世英正是实进会的积极参与者。 与此同时， 在“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中来到中国的司徒雷登， 其宗教观念与社会福音思想也颇有亲和力。 在此背景下， 燕京大学以“基督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和“社会服务”， 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关心家国、 服务社会的大潮中去。 [1] 王百强. 燕京大学校名与校址若干史料辨析[C]∥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 燕大文史资料(第4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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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No. 3. RG011-313-4805. 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时代， 燕京大学并非人们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然而， 燕京大学与“五四”实际上渊源颇深， 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燕大正是诞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 燕大最主要的两大前身——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 虽然在1918年就已经合并了校址， 但由于矛盾重重， 依旧各自为政， 而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半个月， 即1919年5月19日， 这两所合并的学校才商议出了“燕京大学”这一统一的校名。[1]7与校名的确定相比， 更为重要的是， 对此后这所新生学校的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司徒雷登， 在五四运动前三个月宣布就任该校校长。[2]71-72这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暗示着“五四”时代对于燕京大学不同寻常的意义。本文希望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视角观察燕大在“五四”时期的重要转变。 这里的“边缘”和“中心”是就其介入中国社会运动、 参与中国的社会服务与改造的程度而言的。 具体而言， 本文所谓的“从边缘走向中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 它指与此前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以宗教目标为主要诉求， 而不太关心国家、 社会问题不同， 燕大在“五四”时期开始介入中国的社会运动， 在此过程中“基督精神”与“爱国”以特别的方式融为一体。 其次， 它也指面对中国本土大学的竞争， 燕大开始改变宗教精神在学校中的表现方式， “基督精神”成为学生服务社会的推动力量， 并使其在社会服务方面引领风气之先。 这两方面， 都与燕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重新定位基督教在学校中的角色有关， 共同构成了燕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方式。1在“五四”的“边缘”： 五四运动中的燕京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 作为以宗教目标为主要诉求的教育机关， 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本来并不热心。 正如当时在协和女子大学(该校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读大一的冰心后来所回忆的：“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 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 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 ‘专心听道’， ‘安心读书’， 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不过，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3]973-974。 燕京大学(当时称为“汇文大学”)也正是在这时， 开始介入到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当中。 然而， 在五四运动中燕大所扮演的只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 下文根据现有史料， 对燕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角色做一简单勾勒。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学生界在北大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议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4]103-104据许德珩回忆， 在这次会议中， “燕京大学派出的代表是瞿世英”[5]472。 瞿世英是燕大1917级哲学系的学生[6]262， 是当时燕大的学生领袖。 尽管以瞿世英的参会为象征， 燕大一开始就参与到了运动当中， 而且据说全体学生都参加了第二天的示威游行[7]， 但在当天的运动中， 燕大并不是一个显眼的角色。 实际上， 在参加游行的13所北京大专学校中， 燕大(当时称为“汇文大学”)的学生数量最少， 而且燕大是惟一的一所教会大学， 并非主流。[注]根据燕大校友白序之的回忆， “盔甲厂时代”(盔甲厂是当时燕大所在地)燕大“学生合计不过百人”， 参见罗学濂： 《盔甲厂时代》， 收入陈明章《私立燕京大学》，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年， 第4页。 另据陈平原统计， 当时燕大学生约有80人， 参见陈平原： 《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 收入陈平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8页。在当日的抗议活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北大和高师， 燕大则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不过， 当天在天安门前的集合， “最先至者为高师、 汇文两校”[8]458。 在整个运动中， 燕大最活跃的人物是瞿世英和许地山这两位学生领袖。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回忆， “学生游行队伍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义举时”， 有人指给她看“长发披肩的许地山其人”[5]502。 在5月6日北京各校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时， 瞿世英和许地山是燕京大学的代表。 在联合会中， 各个学校的角色并不相同。 据当时担任铁道管理学校学生会主席的郑振铎回忆， 在学生联合会中， “北大和高师就是两派”。 来自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 来自燕京大学的瞿世英和许地山， 以及来自铁道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代表的都是小单位”， 开会和活动时常常在一起。[9]630这也证明， 在五四运动中， 燕京大学属于其中的“小单位”。虽然是作为此次运动的“边缘”角色， 但燕大学生颇以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为荣。 燕大学生文南斗1919年底发表于《燕京大学季刊》的《我们在学生运动中的角色》一文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该文开头， 作者即提出“1919年5月4日开始于北京的学生运动， 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新生命”， 并认为“作为燕大的学生， 值得向那些感兴趣的人们讲述燕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角色”。 他认为， 燕大与北大等学校共同推动了5月4日的将永被铭记的示威游行。 文章还特别提到燕大在当天被捕的唯一一名学生张德， 认为“他的勇敢与所遭受的痛苦， 激励着我们的冒险精神， 使我们准备着承担起更加需要牺牲的事业”。 在文章结尾， 他说：“由于我们的目标尚未达到， 学生运动还在进行， 因此， 未来我们在此中的角色必将比过去更加重要。”[7]这显示出燕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激情， 被五四运动大大地激发了出来， 教会大学那种对“政治潮流”的“堤防”被冲破了。就燕大校方而言， 尽管出于谨慎， 当年5月20日燕大校务会决议对当前的学生运动抱持静观其变的态度， 而不采取任何官方的行动[10]， 但学校尤其是在该年刚刚就任燕大校长的司徒雷登， 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同情态度显而易见。 据记载， 司徒雷登曾在当年向徐世昌总统请求释放燕大的被捕学生， 并且在接见被捕学生时， 与他们“晤谈颇久， 详知其目的与爱国热诚， 深韪其心， 且嘉其志”[11]28。 在当年6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 司徒雷登集中表达了他对学生运动的个人看法， 其中尤其令人注意的是， 他认为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燕大的基督教精神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他看来， 这场运动突显了基督教作为领导力量的重要性， 因为学生们“必须拥有服务和牺牲的至高理想， 一种既耐心又能耐受重大损失的爱国主义”， 而“只有基督教的真理才能产生这种精神， 使人为了国家的需要无私献身”[12]。 校长司徒雷登的态度， 大大鼓励了燕大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 可以说， 尽管燕大在五四运动中还只是一个“边缘”的角色， 但正是以此时期为转折， 开始突破教会大学普遍的“专心听道”“安心读书”的狭隘限制， 从而融入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大潮当中。 在五四运动中， 燕大的基督教色彩不再是一个阻碍因素， 反而成为了一种精神源泉。2“基督精神”与“社会服务”： 走向“中心”的燕大方式作为燕京大学前身的三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 华北协和大学和协和女子大学， 其最初设立的根本目标都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人才， 这是当时教会学校的普遍情况。 汇文大学如此陈述其宗旨：“它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严格的基督教和福音主义原则， 而不是世俗原则——帮助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获得文理科教育或职业教育。”[13]类似地， 华北协和大学的前身潞河书院的自我定位是：“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督教精神的青年， 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 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14]5这样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定位， 在晚清对于教会大学并无不可； 但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本土大学大量涌现后， 如此定位则会使得教会学校处于“边缘”的境地。 实际上， 当时的国人也正是以教会学校的自身定位来理解它们的。 如在1920年3月燕大男女两校(燕京大学、 协和女子大学)合校的联欢会上， 在教育部任职的邓萃英就曾说：“中国社会每误解教会学校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15]司徒雷登在1919年就任校长后， 似乎在努力地摆脱人们对燕大的固有看法， 重塑燕大的形象。 据报载， 燕大在当年9月3日的开学式上邀请了“白坦博士演说‘教育大同主义’”， 演说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大同”两字当指淡化燕大的基督教本位， 因为该报道在结尾处评论说：“该校虽系宗教界所建设， 然本博爱宗旨， 谋教育之普及， 一视同仁， 不分畛域， 将来造就广阔， 定可为中国教育界放一异彩。”[16]在开学式安排这样一个主题的演讲显然暗含深意。 更能表现燕大此种意图的， 是10月18日， 司徒雷登主动“函约中外报界人士蒞校茶话”。 在茶话会上， 王化卿教授在报告开会宗旨时说， “本校虽由教会所设， 然不分畛域， 对于学生一体待遇”； 之后算学部主任陈化民教授在报告燕大成立经过时， 也特别强调“本校之宗旨， 不专在养成教会之人才， 并注意养成具有基督教精神， 为社会服务之人才”[17]。 这里所强调的“为社会服务”， 正是针对之前的“为教会服务”而言的， 宣示着燕大告别只为教会培养人才的定位。 同时， 其宗旨依然包含有“具有基督教精神”一项。 实际上， 以“基督教精神”进行服务社会的工作， 正构成了此后燕大走向“中心”的重要方式。燕京大学1919年秋所拟定出来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最好地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与服务社会的结合。 这一校训来自《马太福音》中的“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和《约翰福音》中“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两段话。[18]70这样的校训为燕大学生加入到中国社会的服务与改造提供了来自宗教精神的依据。 在此时期燕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精神的影响。 据1920年秋的报告， 燕大男校青年会日常活动中有一个“祈祷团”， 该团“每星期四上午七点半到八点聚集常会， 为国家， 社会， 教会， 学校， 种种祷告。 遇着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有特别的祷告会”[19]。 这样有意识的祷告显示了青年会学生对于国家、 社会的责任感。 瞿世英则以一个“爱”字为中心， 来阐释他所理解的“耶稣基督”的精神对于社会改造的意义。 他在《耶稣基督的爱与社会改造》一文中认为， 当时的社会问题是“个人间的关系问题”， 或者说“人类相处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 要求一种新的精神， 这种精神他认为“就是一个‘爱’字”， “爱的精神是伟大， 深厚， 普遍， 平等的”， 而“历史上能表现这种爱的只有一人”， 就是“耶稣基督”。 这种“爱”的精神又能产生出几种改造社会所需要的精神， 即“服务的精神” “牺牲的精神” “平等的精神” “不畏强御的精神”。 他并以《新约》中耶稣的生平行事和对门徒的教导为例说明这几种精神。[20]在建校初期， 燕大学生实践这些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就是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据冰心回忆， 那时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21]4。 燕大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实践， 应该是于1920-1921年师生共同参与的华北五省的旱灾赈济工作。 1920年，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等五省发生自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的近百年大旱灾”[22]264。 旱灾发生后， 司徒雷登校长对此十分关心， 并有意鼓励燕大的学生参与到赈灾工作中。 他邀请多年“办理救济之事”的熊希龄到燕京大学讲演“北五省灾区状况”。 熊希龄向学生们介绍了灾情、 赈灾的次序与方法， 并谈及对学生救灾的义务的看法， 认为：“各学校学生虽当求学之时， 原不能分身以服务社会。 然值此天灾见告， 老弱流离逾千万， 极人世之大变局， 苟有愿救同胞者， 亦无妨牺牲一二月之时间以从事于赈济， 且可增长仁慈之观念。”[23]九月中旬开学后， 燕大男校青年会就召开职员会， “讨论本校救济旱灾的方法”。 “双十节”的时候， 又邀请女校青年会共同商议， 决定两校各开一天“赈灾游艺会”， 即以演出卖票的方式募款。 11月26日和27日两天， 借地米市青年会大堂， 男女两校分别演出话剧“青年”和“青鸟”， 12月3日又重演一次， 共募款2 000余元。[24]筹款的另外一个重要活动， 是参与当年12月18日由“学校事业联合会”发起的“旱灾纪念日”的募捐。 据记载， 当天燕大女校有78名学生“募捐员”参与其中， 共募款400元。[24]对于此次活动过程及感受， 冰心在事后有详细生动的个人记述。[24]除捐款、 募款外， 燕大师生还与国际赈灾统一会、 美国红十字会、 华北华洋义赈会等机构合作， 实地襄办救灾工作。 所赴地区主要集中在直隶各地， 如石家庄、 保定、 正定、 邯郸等地， 所做工作有调查灾情、 放赈、 设立灾童学校等。 在实地赈灾工作中， 燕大师生共有近80人参加， 其中教员18人， 神科学生14人， 男校和女校文理科学生各23人。[24]应该说， 此次旱灾赈济是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工作。此次前后长达半年的赈灾工作， 对于燕大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即它是对一年前正式拟定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之精神的真正实践， 是“耶稣基督”的精神与中国社会的结合。 当时燕大的学生即对此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这从赈灾工作后学生所结集印刷的《燕京大学青年会赈灾报告(1920-1921)》中可见。 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 用篆书所印的九个大字即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它象征着此报告的精神所在。 《发刊词》为冰心所撰写， 冰心在文章开头即开宗明义地说：“燕京大学的校训， 是‘以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她认为， 作为学生“所最不忍牺牲的”， 是“体力， 时间， 精神， 经济”， 但是这一次男女两校几百名同学“将这一切都牺牲了”， 就是“为着要履行我们的校训”。 她并且希望这本小册子上的记录， 能够使燕大后来的同学“知道我们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 社会服务的精神， 已经蓓蕾萌茁”， “鼓舞着他们更要完全的证实了我们的校训是：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24]。 这一校训对当时燕大学生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正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所认为的， “在每个学生的心灵中， 都见有这一校训的深深的印记”[18]70。 曾为燕大学生讲“北五省灾区状况”的熊希龄， 此时也为这本报告赠言， 他称赞燕大学生在救灾中的表现说：“基督教所谓舍身救人、 爱人如己之两大精神， 诸君一一而实行之， 此真可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也。”[24]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本来让社会以为“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 而此时的燕大却凭借基督教精神， 不仅投入到对中国社会的服务中， 而且“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 这可谓是燕京大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特殊方式。3走向“中心”的思想支持： 社会福音从被社会认为“专为传道， 无国家社会思想”到“为北京学界服务社会者开一新纪元”， 这一转变通常被看作燕大在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时， 为了适应时代环境而做出的“世俗化”选择。 如燕大1947级校友夏自强先生认为：“燕京大学虽然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 但她成立之时正逢中国的‘五四运动’。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此后她一直在中国汹涌澎湃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发展， 很快就冲淡了教会色彩， 成为一所世俗大学。”[25]21这一解释固然不错， 但若想更深入地理解燕大的这一转变， 不能只注意外在时代环境的“冲击”， 还应该考察其所以能完成此种转变的内在因素。 从上文可以看到， 不论是校长司徒雷登还是以瞿世英、 冰心等为代表的燕大学生， 几乎都一致地认同爱国运动、 社会服务两者与基督教精神相辅相成这一论述。 这一论述之所以能获得较普遍认同， 在笔者看来， 是基于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界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日益盛行的社会福音思想。 因此， 只有理解这一思想及其与燕京大学的联系， 才能明了前述转变赖以发生的内在依据。社会福音思想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 其核心思想是：“基督的福音不仅是个人得救的福音， 也是改造社会的福音， 不仅是灵魂得救的福音， 也是改善现实生活的福音。 因此， 需要按照耶稣倡导的博爱、 公义等原则改造现实社会； 赞成改良主义， 提倡教育、 社会服务和社会、 政治的改革， 以实现地上天国为最高社会理想。”[26]41819世纪末20世纪初， 社会福音思想在美国逐渐盛行， 而与此同时， 美国在1880年代兴起了由青年会北美协会主导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协和神学院主席贝内特说：“社会福音强烈地影响了传教运动， 特别是通过它影响了在亚洲的许多教会。”[27]35正是通过这一运动， 社会福音思想被美国来华传教士带到了中国并主要由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付诸实践。 尽管社会福音思想在美国的青年会中引起了争论， 但与美国相比， “中国青年会、 中国干事和在中国的美国干事对表现在社会福音中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更坚定， 回应更为强大”， “青年会干事们不仅要改变个人的信仰， 而且要改变社会”[27]35。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福音的观念在学生中的传播。 1909年来华的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 S. Burgess)是社会福音的积极支持者， 并且最先在北京学生中宣传并倡导“社会服务”。 自1911年起， 作为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的步济时开始每年组织面向华北学生的夏令会。 夏令会的主要目的是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 但其中的演讲或讨论多结合中国的现实， 讨论基督教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意义。[28]27尽管青年学生们也许不能理解基督教传统中“社会福音”这一名词的确切含义， 但却使他们看到了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并且被激发起了参与社会服务的热情。 为了实践社会服务， 在步济时的主持下， 1912年10月来自三所官立学校和三所教会学校的40名学生共同成立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29]1331919年11月该会还创办了《新社会》旬刊。 前文提到的在五四运动和赈灾活动中表现都颇为积极的学生领袖瞿世英， 不仅是《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 而且是实进会的重要职员之一。[30]燕京大学对于社会福音思想的接纳， 从当时该校的神科课程中也可以窥其一般。 该科特别设有一个“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学系”， 其中开设的很多课程都带有社会福音色彩。 以1920-1921年为例， 所开设的课程有“教会与社区” “基督教的社会要旨” “当代社会问题与基督教要旨” “教会与乡村生活问题” “现代社会运动的伦理与宗教价值” “城市问题与基督教计划”。 如“基督教的社会要旨”一课所关注的是“先知、 耶稣、 保罗和早期教会的社会教义”以及“19世纪前教会对不同社会问题的态度”。 事实上， 燕大的这些课程也与青年会有着紧密的关系， 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同时也是该科的教授。[31]新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宗教观点， 无疑是社会福音思想能否在燕大占据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点上， 尽管司徒雷登未见有著述特别阐扬社会福音， 但很明显其思想与社会福音有很强的亲和力。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到中国后， 司徒雷登与青年会都十分接近。 在美国汉普顿-悉尼学院读书时， 司徒雷登是青年会的“一名积极的成员”， 而且在“进入高年级后的那一年， 还担任了会长”[18]17-18。 其后， 在潘托普斯中学教书期间， 司徒雷登还曾两次参加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召开的夏令会， 当时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对他的宗教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司徒雷登后来曾回忆道：“正是由于他， 我才对耶稣有了新的和深切的体悟。 这就是在当时和今天构成我的宗教信仰的最本质的东西。”[18]21来到中国后， 最初在杭州和后来在南京的14年间， 司徒雷登同样继续受到青年会的影响， 他当时与青年会的朋友们“强调， 并且公开讨论， 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 社会、 学术和经济问题上”[18]38。 由以上自述可以看到， 在就任燕大校长前， 司徒雷登的宗教观念与社会福音思想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因此， 在掌校之后， 面对“五四”前后青年学生日渐强烈的社会关怀， 因应北京青年会所倡导的社会服务潮流， 为燕大这所教会学校制定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得到师生的普遍认同， 便水到渠成了。4结 语在“五四”时代， 中国大学生的国家、 社会观念觉醒， 参与中国的社会、 政治运动， 一时蔚为潮流。 自晚清以来教会学校所固守的传教宗旨， 到此时已经成为其被“边缘化”的主要因素。 燕京大学诞生于“五四”时代， 由教会学校联合而成， 本来其宗教色彩也使其可能被“边缘”化， 但伴随司徒雷登校长的到来， 燕大实际上开始参与到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去。 虽然在五四运动中只是扮演边缘角色， 但燕大毕竟开始介入其中。 此后， 以具有浓厚基督教精神的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为象征， 燕大的基督教因特色反而成为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的一大精神动力， 并且在此方面引领风气。这一转变的发生， 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的社会福音思想， 这一思想通过“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传播到中国并主要被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和践行。 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领导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活动， 就是当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从现有史料可以看到， 燕大学生领袖瞿世英正是实进会的积极参与者。 与此同时， 在“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中来到中国的司徒雷登， 其宗教观念与社会福音思想也颇有亲和力。 在此背景下， 燕京大学以“基督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和“社会服务”， 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关心家国、 服务社会的大潮中去。参考文献[1] 王百强. 燕京大学校名与校址若干史料辨析[C]∥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 燕大文史资料(第4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2] 艾德敷. 燕京大学[M]. 刘天路，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3] 冰心. 回忆五四[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五四运动回忆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4]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 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 陈永明， 张静，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5] 张玮瑛， 王百强， 钱辛波. 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6] 燕京研究院， 编. 燕京大学人物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7] Wen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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