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是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而兴起的，其间经历各种考验，存在了约60年的时间。教会学校主观上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德州区域教育的发展，在德州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教会学校在德州兴起的背景 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教育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山东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昌明之地，但步入近代以来，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之时，中国落伍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包括近代德州区域的山东传统教育仍束缚于四书五经之中。同时，漂洋过海来到山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则以西方的教育体制为模式，开始在山东沿海地区创办新式学校，并且以此为起点，向内地推进，逐步发展起了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开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传教士们在德州区域举办教育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 第一，传教士的文化背景。传教士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多数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大都上过大学。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中有不少人也进过大学，美国传教士的文化程度相对还要高一些。例如在山东德县（今德州市）活动的12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和一名美国修女中，其中6个为博士，2个为硕士，还有1人为柏林神学院院士[1]9-18。20世纪初在华北的公理会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所有的男传教士都进过大学，他们得过35个学位，其中9个是硕士学位，大部分人有大学学历。女传教士中7人有大学学位，3人有硕士学位。相当数量的传教士的女眷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院”和学院中学习过，有12名妇女完成了正规的高中教育。[2]一位研究美国传教运动的史学家说：“传教士的背景表明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教育水平比人们所预期、类似于他们那种中等社会经济家庭出身的人高许多。”[3]159在美国一般必须在大学毕业以后才能继续攻读神学，神学院毕业后才能授予神职。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中，牧师等神职是很受尊敬的职业，牧师是民众在宗教精神生活方面的导师，必须受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教育。在这方面，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原来的宗教人员如和尚、道士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教育背景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理解力，具备了从事文化交流的较高层次的某种素质和条件。 第二，举办教会学校的目的与方针。传教士来中国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传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以“救世者”自居，以“广布福音”为职事，其“工作实绩”以招收信徒的数量来衡量。19世纪中后期来到中国的不少传教人员有着献身宗教的狂热精神，他们报着“中华归主”的宗旨来到中国。但中西国情不同，中国人大多数对宗教比较淡漠，加之其传教是和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国人在淡漠之外还有排斥，即明恩溥所说的有“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一些传教士曾说过，直接对中国民众传经布道就好比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徒劳无获。但另一方面，传教士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尤其是在山东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他们认识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掌握古代的经典和文学知识，对于那些希望升入学者的行列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它被看成有学问的标志。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4]因此传教士们感到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所以，近代中国与其说像传教士们感到的那样迫切需要西方的宗教，不如说更需要西方的科学文化。如果传教士不想继续碰壁，就必须改变方针，至少要寓宗教于科学，从科学过渡到宗教。因此先后转向了文化教育。 那些倡导办学的传教士们有两种流行的观点。其一是直接传教的方针。其二是间接传教的方针。关于第一种，传教士们“倡导学校，是将其作为一种方式，使得如此之多的异教徒的孩子被置于基督教真理的影响下，期望他们将皈依基督教，特别希望他们成为布道人员”[3]162。这种方针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短时期内容易见效，但长远来看可能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第二种方针即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式，是知识传教。它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其特点是宣教人不是首先和直接将教义灌输给受传对象，而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其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或在展示、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模式，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普遍采用，也为晚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采用。”[5]这部分新教传教士们认为：“学校是简介布道机构，是用来开垦福音的荒地，是为信仰的种子的生长铺平道路。”像老资格山东传教士狄考文就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学校只能是间接传教，“即学校仅是间接的机构，只能产生间接的结果……”“教会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出掌握真正科学精华的”中国基督教徒。在山东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像郭显德、李提摩太等，都持这种看法。他们明白，从长远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为教会赢得更多的学生和更大的社会影响。近代德州区域的教会学校也经历了从直接传教到间接传教的变化过程，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恩溥式传教方法。 山东德州的教会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中间虽有义和团运动等的冲击，但仍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延续大约60年。教会教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德州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美国公理会于1882年在恩县史家堂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小学，后迁至恩县庞庄（今属武城县）并发展成为中学；女传教士博美瑞（M．H．Porter）于1893年创办一所名为“培真阁”的女子寄宿学校。以上两校后来都迁往德县，分别改名为博文中学和卫氏女中，对近代德州的教育影响较大。 二、教会学校在德州的建立、发展和衰落 总体而言，教会学校在德州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计划，传教士一边干，一边完善自己的教育机构。就教会来说，在中国办学有其有利之处：晚清时期，中国的学术文化仍被传统的儒家经学所笼罩，近代的文化教育完全是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兴办教会学校虽然是传教士宣教的一种手段，但它是新生事物。就教育内容而言，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在没有竞争和限制的情况下，教会学校逐步建立起从小学到中学的近代教育网。下面就天主教与基督教开办的教会学校分别论述。 （一）天主教教会学校 天主教教会组织在很多教徒比较集中的教堂设立教会学校、诊所及孤儿收养机构等附属社会事业。学校大都招收教徒子女，课程设置除识字外，还学习经言要理，参加宗教活动，旨在为教会培养骨干。据统计，解放初期德州区域由天主教开办的学校16处，比较著名的学校有禹城御桥韩的“育英小学”。[6]11整个区域的概况见表1。 表1.德州地区设立学校、诊所及孤儿收容的堂口一览表[5]12? 从上表可知，在德州城区（包括今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宁津县、乐陵市、禹城县、齐河县、夏津县和平原县曾设立过天主教教会学校。各县市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建立和发展等具体情况如下： 1922年，德县天主教堂黄神父（一名德国神父）继任。他接任后，开始大规模募捐活动，所得钱物，一半用于穷苦百姓，一半计划修建穷苦子弟学校，但最终未能完成。 1927年，德国人罗冈接任，继续黄神父未竟事业：筹办教育，创建学堂。1927年春，“山东德县天主教会私立崇德学校”建立，时值北伐战争开始。初期，神父罗冈兼任该校校长，到1933年以后，才改由中国人担任。 学校建在教堂内部大院里，设男部、女部各一处，男女每班学生约30-40名不等，分初级班、高级班。所学课程主科有：国语、算术、讲义。另外有副科：劳作、唱游、图画；高级班另加公民修身课。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男女同在一个班级混合编制，课程复杂多样，有学德文的，有学拉丁语的。迫于形势，学校教师改教日语，但学生无法进学。当时抗日声势高涨，“抵制日货打东洋”的口号很盛，一部分反战思想反映到教会方面来，但大多数教徒反对，最终弃之。在学生成分中，大部分是穷苦百姓子弟，不信教儿童也可在此学习，但与奉教人有别，即食宿不管。[1]3-4 罗神父自1927年创办学校以来，由于当时经费不足，仅靠募捐远不能满足现状需要，德县天主教会因是私立，所以经费只能靠社会各方捐助、筹措和一部分官方补贴，支持它的存在。 大约在1930年，一位叫代兰孙（也有人叫待兰孙特）的德国爵士后裔，捐款4000马克，开办班级，招募教师，担任课程。罗神父专门有一本社会募捐赠的账本，代兰孙在捐募单上位居榜首。此外还有后期继任的张格平校长，武城马庄的马太保老师，临清的教徒陈世忠等均位列其中，他们有捐现洋的，有捐粮食的，武城县十二里庄大教堂的黄汉然教士捐四石多谷米。[1]6-7 1933年，德县天主教私立崇德学校改由中国人张格平担任校长。张因向教徒学生灌输逆反心理，给宗教正常活动蒙上一层模糊的色彩，有损于天主教的虔诚与尊严，被迫取道景州回到家乡。王家槐（河北唐山人）继任崇德学校校长。王是天主教忠实信徒，曾一度向学生教徒灌输大量宗教哲理，对学生的自治、信仰、读书三位一体的信教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但王家槐继任时间较短，在抗战后期出走，缘故不详。 崇德教会学校在职教师有男、女教师约10名。 王可恭，男，山东泰安人，初级班教师。 王星五，男，山东德县人，高级班教师。 陈延堂，男，山东德县人，高、初级兼任。 宋老师（记不清名字），男，山东禹城人。 马殿甫，男，山东德县人，初级班教师。 赵老师（记不清名字），男，山东诸城人。 赵廷玉，男，河北景州人。 赵荣祥，男，河北景州人。 张惠文，女，山东莱芜人，留学德国，通晓德、日、美、英、法五国语言，能流利地讲一口中国的标准语。 所有教师皆为天主教徒。以上近10名老师，在崇德学校任职，一直到抗战后学校解体止。 为了传教和扩大、发展宗教事业，外国神父从教徒中择优选拔人才，郑云荣便是其中一例。女教徒郑云荣，山东平原县蔡村人，学习成绩优秀，从高级班毕业留校，任初级班教师。郑云荣以虔心修炼，终生未嫁，1946年德县解放后便返回原籍。再如陈秀英，女，山东陵县陈泊梁人，天资聪颖，精通德国语言，深得外国神父青睐，担任初级班教师。陈教书大约两年左右，抗战后期回到家中，不久死去。[1]15-18 宁津县天主教“县城和部分堂口设有男学和女学，比较大的小学有县城、岳庄村（孟集乡）、后商村（刘营伍乡）。小学教师由神甫委派，学校经费也由神甫支付。县城男学设在活动场所的后院，女学设在大街南侧教堂附近。两学堂有房6间。后商村设有男女学，学生五六十人，在该学堂任教的先生有张耀延、尚德润(河北省吴桥人)，刘宝玉（后王乡八里庄人）。”[7] 禹城县“御桥韩庄的教堂规模较大，有房屋百余间，另有男、女学校各一所，耕地百余亩。”[8] 1943年之前，临邑县“刘家寨、曹家寨、李仙台3处教堂先后办起了教会小学，历年总计学生700余名，都被发展为教徒。”[9] 1910年，平原县炉坊乡卜庄天主教堂曾设小学1所，1个班30人。[10] 学校的办学经费，校舍修建、教职员的薪金、学生的食宿补助，都由教内支付。这项费用较大，一般堂口支付不了。在禹城只有御桥韩总铎区办了一所“育英①原写作“育婴”。小学”。 “育英小学”开办于1938年。当时，柯树德神甫任主任司铎，郭宗言神甫任校长，有8名教师。设有男、女生部，共有学生400多名。采用通行的“四·二”学制，即初小4年，高小两年，6个年级，9个班，每年有两个毕业班，学生大都是教友之子女。课程设置与一般学校相同，但另设宗教课，每周一次，学生们是不准缺课的。学生的学习用费由学生家长自理。[11]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天主教事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45-1949年前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结束，天主教教会学校也逐渐衰落，最终全部被取消。 （二）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 美国公理会统辖恩县、平原、武城、陵县、德县，属天津教区。美国公理会也把办教育看成传教的必要手段，1877年，明恩溥和博恒理在恩县设立固定的传教点。1882年美国公理会在恩县史家堂设立了第一所教会小学，这是近代德州区域的第一所教学学校，也是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的开端。1892年后，基督教公理会传入本区平原、武城、夏津、德县、河北故城、山东高唐等地，并建有学校。[12]1-2、5 初期，美国公理会在德州区域的传教成效甚微。借赈灾之机，传教才得以取得快速发展。1878年（光绪四年），鲁北大旱，美国人明恩溥、博恒理二牧师由天津紫竹林来原恩县庞庄(今属武城县)，以放赈为名，借以传教，并设教堂，建医院，立学校，以此为起点向周围扩张，遂建立起公理会总会。 “传教士在庞庄住下来不久，就开始兴办学堂。当初，是找一个教员带几个教徒的子弟在一间借用的房子里开办起来的，学校性质和私塾差不多。后来骗取了村中绅士们的信任，同意将村里的一个破庙（村中义学故址）改作校址。到1895年学校由北通州协和道学院毕业生张风祥负责，并聘平原张甲乙协助，始成为两等小学。虽然班次增多了，但学生人数仍然不多。同时，公理会很注意招收女子入学。早在1882年，博恒理的妹妹博美瑞来庞庄之后，就企图办女校，以后也真的招收了几个女生，由博美瑞开办女塾，入学的条件，主要是放脚。四五年之后，才得到本地人的足够认识，使学校迁入新的院子里去。1900年（庚子年）后，传教士为了选送学生到公理会在通州办的‘大学’受教，培养为自己服务的较高级的代理人，乃在庞庄原有男校扩建了一座两层大楼，定名为‘崇正学馆’，‘改行四年制中学’，并附设小学。女校也改名为‘培真阁’，程度也由蒙学改为两等小学。学生人数逐渐发展到80多人。但两校仍然着重宗教传授，《福音合参》、《旧约历史》等都是必修课程。后来，增添了英语和科学常识。”[13]那时，在教会工作的李福祥、管万学，医务方面的侯恩成、郭鹤龄（寿仁）、任淑贞，搞教育的朱登瀛、王元信（诚斋）等，均是被他们“深造”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中，虽然公理会的一些教徒被杀，但教会学校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一书里说：“1901-1904年是教会重建时期。德州方面教徒人数，达到了256人，分别住在90个村庄里。9个村庄里设有教会小学，共有学生90名。暑期里还设妇女训练班，计有37名妇女参加。8名学生受了洗。女子寄宿学校，组织了基督教勉励会。……”[14]142-143随着公理会的活动中心由庞庄转到德州，原来在庞庄开办的医院和学校，也搬到了德州。 美国公理会买到了德县东边一大片土地之后，即称之为“东地”。于1916-1917年间兴盖了男学校教学大楼一座，宿舍楼两座，女校洋楼三座，洋人住宅楼房六座，医院方面也建了一座三层大楼。……为了建筑学校，传教士还将庞庄学校大楼完全拆掉，将砖瓦门窗等材料运到德州使用。男校起名为“博文中学”（纪念博恒理），女校起名为“卫氏女子中学”（纪念在庞庄创办女校的卫曙光）。 1930年，为了在山东教育厅办理立案手续，将男女两校合并成“博文中学”（起初为博卫中学，后改现名），共有学生一百余人，由王元信任校长（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传教士被送进了集中营，学校停办）。据称，医院、学校、教堂的全部建筑费用原计划78500美元后，又追加了40000美元。完工后，公理会仍将原来无名的“东地”正式起名为“三育村”。[15]145-146 为了造就亲美崇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明恩溥还于1906年专程回美国一趟，亲见美国总统梯奥道斯·罗斯福（老罗斯福），禀请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用来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明恩溥的倡议和努力之下，美国有些大学竟然来中国设立了“分校”。例如欧柏林大学，便把山西的“铭贤”作为该校在中国的“分校”，简称为“在中国的欧柏林”，湖南的“湘雅”称为“在中国的雅礼”。美国公理会在埃阿华洲（省）所办的格林尼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原译为歌仁乃东大学也效尤“欧柏林”“雅礼”的先例，把德州的博文中学变成为“在中国的格林尼尔”的势力范围。 其具体办法有三：一、由格林尼尔学院提供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的部分经费，二、由格林尼尔学院派遣该院毕业生来德州任教，除派正式传教士长期在博文工作外，还按年选派短期教员；三、格林尼尔学院酌情吸收博文的毕业生或教员赴美留学。因此公理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网。 得到格林尼尔学院的财力和人力支援之后，山东的公理会便把触角伸向济南的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成为齐大的合作单位之一。并自1920年起派遣传教士麦美德（女）、夔德文、山理等三人在齐大任教。1930年又派伍乐福到齐大任总务主任。在经济方面，他们除负担麦美德等三人的年薪11606元外，还负担一个中国籍教授的薪俸1400元，和经常费1000元（这些款项公理会差会和格林尼尔之间，具体各负担多少，不详）。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美国在齐大的势力。 有了上述的安排，博文中学的实权便完全落到了格林尼尔学院的手中，如该学院的毕业生韩爱瑞、芮义德、梅克仁等，一直握着校政不放。先后来到博文作短期教员的除步士曼（1917-1918年）、查福瑞（1924-1926年）、费思仅（1928-1930年）等单身汉外，还有两个女教员。这些美国青年，大学才毕业，中国话又不会说，还没有教学经验，除勉强教英文外，就是在学生和教职员中间，散布崇美思想。至于中国教职员赴美留学者仅侯学成（绍孔）和王元信二人①侯学成乃庞庄第一个教徒侯圣清的孙子，到了美国之后，除在格林尼尔住一年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王元信自1929年返国后即一直任博文中学的校长，到1941年该校被日寇强占，学校停办时为止）。。 在公理会把侵略触角伸进齐大，并继续扩大博文中学的同时，各地教会小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义和团后，凡成立正式教会者，多相机成立小学”。不过时间不长，1927-1928年②美国经济大萧条实际是为1929-1933年，此处可能为提前受影响的个别行业或企业。由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危机），从美国来的补助费中断，加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私立学校一律立案，公理会的小学停办了不少。1931年统计，德州公理会所办小学概况如表2。 表2中的10处小学只有德州南关和庞庄是完全小学。为了吸收农村的学生还酌收少数寄宿学生。 在以上公理会所办学校中，德州博文中学是公理会在德州区域设立的较为著名的一所中学（详情见下节）。1916年，博文中学与美国格林尼尔学院建立了兄弟院校关系，并互派留学生。1930年该校正式呈报山东省教育厅备案，于1933年被称为“鲁北最高学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传教士被日军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从此，医院和学校关闭，全体师生和医护人员愤然离去。 表2. 1931年公理会所设小学概况表[14]147-148、【14】14? 此外，1913年（民国二年），平原县李炉庄（现寇坊乡）朱光奎献出一块宅基地，用本村三间庙的物料及教徒捐资，建起一处前后院19间房的教会活动场所，朱光奎任教务理事，属德县公理会领导，每年派牧师来宣讲经典一次，并与地方势力协商办起一所4个班、男女学生56人的教会学校，教员工资由地方和教会共同负担。[10]701学校设在教会，共4个班次，前院为男生班，后院为女生班，男学生有38人，女学生有18人。教员有迟东振、吕金召、吕风刚。男班教员工资待遇由村里负担，女生班教员由教会负担。课程为县教育科统一课程。开办学校后，教会房屋逐渐紧张，朱光奎又倒出三间北房做宗教活动场所，如过宗教节日或外来牧师讲道仍需在学校进行。[16] l920至1937年间，临邑教会在双丰乡宋家村、太平寺乡西张村、夏口镇夏口街、朱楼等村相继建立8处教会小学（主要是宣传基督教义，扩大影响，发展教徒），当时，美籍人员通过教会每天供给学生两餐小米饭，以扩大学生来源。仅西张北村、宋家村两处小学一期就有200多名学生，全部被发展为教徒。有的学校只有初级班，有的开设高级班。办学时间短的4个月（如宋家村），长者达5年之久（西张村1922-1928年），这些学校解放前陆续停办。教会学校开设文化课，客观上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7] 英国教会在德州区域的势力仅次于美国。其中英国差会圣道公会，当时称为圣道堂，在英国是很小的教派，教徒人数仅两万多，但也来山东传教，先后设立小学和中学。 1866年（同治五年）英圣道公会由天津传入本区乐陵朱家寨。大约十年后，即1876年，乐陵英国基督教圣道公会设立教会学校3所，“殷牧师选定以朱家寨为中心，在村中西街路北购买民房2处，又在路南买空地20余亩。这时，得到差会的大宗款项和天津英商的捐助，遂于此地建筑楼房，设立会堂、医院和男女学校。并准备成立初级学道院和女子高小。……校长是英国女教士德安义，50岁上下，高个子，满头白发，操一口不流利的带山东音的官话。教员二、三人，学生住集体宿舍，吃饭自己做，每天找校长领粮领柴。早晚饭吃小米粥，中午吃小米面窝头。每星期由校长讲两次圣经课，其他时间学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上下论语。还抽时间干活（拾掇屋子、擦地板、绣花、织毛袜、织手套等）。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钟下自习，十点后一律回宿舍，不准留在教室里。”[18]7-8；19-20 另有记载：乐陵教区“到1906年2月底，……小学12所（其中女子小学1所），教员12人，学生155人（其中女43人）。”[19]“1910年设中学一所，学生12人。女子寄宿学校一所（后改为女子高等学校），学生42人，教员2人，校长是英国女教师德安义。每周由校长讲两次圣经，其它时间学《三字经》、《千字经》。学校维持20多年，毕业生500余人。”[15]11另外，仓上教会，因欧战时差会款接济不上，于是实行自立自养，教会、学校打成一片，传道人员兼任教员，但时间不长，教会、学校遂衰。[18]20-21 表3. 早期乐陵教区教会情况统计表[14]12?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经济的大萧条，教会学校的财源大受影响。人力、物力都很紧张，德州区域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只是在归并的基础上维持而已。相比之下国立学校却有显著的进展，省立第十二中学在德州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的教会学校大部停办。战后教会学校恢复招生后，外籍教师的数目就更少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会学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师资最初全部来自外国传教士，后来逐步向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局面过渡。 三、博文中学的兴衰 山东德州博文中学（The Porter-Wyckoff Middle School in Tehchow Shantung China ）1886年始建于山东恩县庞庄。1916年迁往德州，后更名为“博文中学”①原有博文男校及卫氏女校，校名译自：博恒理Henry D．Porter和卫曙光Ellen G．Wyckoff两姓，作为美籍创办人的纪念。。1914-1934年，该校设有高中、初中班。高中数、理、化课程多为英文版教科书。1935年后仅存初中班，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被关闭。这所持续55年之久的学校，毕业生约计2000人左右。先后获得国内外高级学位的不下百人。其中有国内外知名人士侯仁之、项堃等；至1986年定居于美、加、港、台的约有30余人。 就其建立和发展过程而言，德州（民国改为德县）博文中学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创办的学校。她和济南的齐鲁大学、北京的潞河中学、燕京大学与美国的格林尼尔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博文中学的毕业生有很多升入以上几所学校得以深造。 博文中学的起点为恩县庞庄的教会学校。 1866-1885年间，美国传教士山理医生、威廉及博恒理与山东恩县庞庄（今武城）的贫苦农民相识，逐渐在那里开办教堂进行传教并创办了医院和学校。当时学校和医院都以传教为主，学校开设宗教内容的课程，但也聘请当地儒学老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的汉文内容、并添设算术、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当时，教室并不多，设备较简陋，入学学生也很少，多为附近村庄的教民子女，除庞庄外，尚有管庄、看水庄、周全庄、青王庄、小何庄……上述村庄除教民子女外尚有部分农民子女入学。学生由教会供给食宿及书费。后随着学校的发展，改为学生自带粮食，其他费用由学校提供。到1894年“庞庄日校每学生收取2.5美元，寄宿学校，来自教会家庭的学生，每人5美元，其他的收取7美元”，该学校亦收取一定的费用。到1935年，该校“初中一二三年级各3个班，学生共 281人；教师22名（其中美国人4名），基金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一百元，年经费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三元，学生纳费学生全年每人25元，女生全年每人15元。”但鉴于当时学校学生多来自贫苦家庭，家庭富裕者很少，而学校又没有设助学金，因此学校也会提供给学生一些工作，如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运动器材保管、油印、写钢板等，每月给予一定补助，类似半工半读性质，以此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女生入学必须放脚为天足。此举对妇女解放有着进步的意义。至1887年又来了几位美国女教士担任教师，男女学生有所增加。当时学校有男生五六十人，女生二三十人。学生生活改为自带粮食，其他费用由学校供给。教学内容原设置的四书、五经，仍由三位私塾老师任教，还有一位美籍教师担任英文、算术及理化常识课，同时添设体育课（球类运动）。这是当时附近一二十个县内唯一的一所“洋学堂”。这样的学堂，在北方也很少见。后来因津浦铁路通车经过德州，教会于1904年在德州南关购买基地，自1910年开始修建大教堂——俗称礼拜堂，附有钟楼。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晨间，钟楼上响起了钟声，城里与乡村的教民闻声纷纷前来听传道、做礼拜。 1911年，在教堂院落中又修建了4间瓦房和两大间教室，建立了崇真小学，后来发展为初高级完全小学。该校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查封。 南关教堂的修建人有美籍传教士兼医生德福兰（后任东地卫氏博济医院院长）和教民王元福负责来德建造。大礼拜堂及钟楼由德福兰主持设计，王元福①王元福系平原县看水庄人，曾在庞庄读书，后升入协和书院（原通州协和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山东恩县小学教员。南关教堂建成后即在德州定居。监督施工。 1909年，公理会又在德州城东约两华里处购买盐碱地300余亩，修建了博文中学及卫氏博济医院。 1916年，学校全部由恩县庞庄迁至德州新址东地。同年博文中学与美国的格林尼尔学院建立姊妹（或兄弟）学校关系，此后，可以互派留学生，可以互相交流和支援教师。由于同属教会学校，格林尼尔大学派来的教师，多是牧师和传教士，博文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也都是教徒中的优秀者，或在齐鲁、或在燕京大学深造后的学生和在该校任教很久的教师。如从格林尼尔学院派来五六名该校毕业生到博文中学教英语及数学课，其中一女教师芮义德（Alice C.Reed）在此工作达30余年。当时博文中学有一规定：凡在该校任教达10年以上者，可以由学校推荐、保送到以上学校免费深造。 1917年秋，运河决口，东地被淹，此后博文中学及卫氏医院周围修建了一圈高3米，上宽2米，下宽4米的砖包皮围墙。围墙外砌砖皮，内为土坡，土坡上遍栽红荆条。南围墙两端各修筑有坐北朝南的大门，东大门直冲博文男校，西大门直冲卫氏医院（当时这一带农村的农户大都筑有为保家护院而修的土墙，俗称“围墙”）。 博文中学迁往德县之后的校长，先后有美籍的牧师梅克仁（Panr Mac Eac Hron）、1916-1922海尼格（Alfvedn Herningor）、1917-1927麻海如（Harold S．Matheus）等人担任，后来也有中国教员兼任校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的中国人先后有王景文、朱依仙（1926-1929），自1929年后是王元信②王元信，字诚斋，1892年出生于平原县看水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02—1915年先后在本村小学，恩县崇正中学和北京通县协和大学读书。毕业后曾在山西铭贤中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德州博文中学任英文、理化教员。1927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又在德州博文中学任校长，1937年德州沦陷后离校。日伪时期，在济南中学任教，解放后任济南铁路中学校长。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济南市民进副主委，济南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兼市政协秘书长。1958年在铁路中学退休，1969年12月在济南逝世。。1930年外籍校长全部退出职务。 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如：减少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加强汉文教学，加强英语和理科教学，开展体育及文艺活动，学习武术，演唱京剧，开展勤工俭学，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与学生信仰宗教完全自由，教徒与非教徒平等对待，直至课程中完全取消宗教内容。因此教会活动则成为基督教徒个人的信仰，非教徒师生根本不问不闻。 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实行了男女合校，将原博文男校与卫氏女中合为一校，改称“博文中学”。1931年又在山东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成为正式的私立完全中学。学制与课程以及教材全用当时国家统一的中学教材（当时山东省教育厅是何思源任厅长）。 教师的薪金，从30元到70元不等，每年都有所增加，教师工作十年可获得进修一年的机会，所有费用由学校承担。学校最高机构为校董事会，内设基金委员会，校长之下，分设男部和女部主任各一名，一般来说，男部主任由校长兼任，同时学校还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和体育处四个部门，各处下设主任一名，教职人员若干。 博文中学的教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学生考试如有一两门不及格，必须补考，超过三门不及格的，补考如果不过，就得降级。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十分丰富，由学生自治会组织活动，有时也由老师组织。体育方面，主要是组织或参加运动会，当时博文中学就曾参加全省运动会，也曾在校内举行中学运动会，十二中学和太安中学均有参加。另外，学校还积极组织文艺晚会、演讲和辩论赛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学校在教育方面确有较好的声誉。如博文中学在1933年的全省会考中名列第二，被评为教学质量优秀的学校，“被认为是山东省北部周围240华里范围内唯一的一所成绩较好的初高中学校，德智体三者并重的学校（对体育尤为重视），曾被称为‘鲁北最高学府’。”[20]62“到1930年，本校被公认是方圆80英里之内最好的学校，因为在这儿得到良好的指导，个性培养受到重视。这一点为下列事实所证明：一直在省级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学生中包括德县县长的儿子，商会会长的儿子，县学校（政府）负责人的妹妹和乡下一个最富有的人的儿子，还有城里几位知名商人的女儿。”[21]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0月3日占领德县城，学校被迫停办。1938年春恢复上课，由美籍教师芮义德代任校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美关系破裂，学校被封闭，芮义德被关进山东潍县日军的集中营。学校与医院成了日军的营房。1946年学校及医院全部被拆除。 1952年在博文中学原址上又建起了德州第二中学。原博文中学的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虽已消失，但她所培养的很多人才，遍及全国：有的成为知名人士，有的是国家领导干部，也有的在海外成为学者、专家。大多数人从事医务、文教工作。 自从“文革”结束后，博文中学的校友得以通讯往来，大家怀着对博文中学的眷恋，于1986年5月11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山东德州博文中学纪念建校百周年庆祝大会，并合影留念。部分校友（出席50人，信函电30余件，北至内蒙、新疆，南达海南岛海口市）在京集会庆祝：国内的老校友侯仁之、高沂、项堃等特地由国外赶回北京，参加了大会。还有来自海南岛的83岁高龄的周荣先校友，也有博文中学所在地——山东德州的校友代表参加。同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了题为《博文中学校友纪会百年校庆》的消息；美国格林尼尔学院也发来贺信，并派原在博文中学的美籍教师弗思儒夫妇赶来参加祝贺。1986年5月25日山东济南的校友，也集合在一起聚会庆祝，校友们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 此外，博文中学有关主要人物如下： 芮义德(Alice C．Reed)，189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拍林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15年毕业于歌仁乃乐大学（今格林尼尔学院），1916年来华，任卫氏女校（即博文中学前身）英语教员兼教音乐课。她工作之余，力习中文，后来能用汉语教课和交谈。1920年起任卫氏女校校长。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未嫁。她曾在美募捐购得一架钢琴赠给博文中学。她每学期都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作为奖学金赠送给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从不署名。20年代初她回国度假，特意绕道东北，途经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得以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来后常向师生介绍苏联见闻。1937年后，日军全面侵入中国，她曾代理博文中学校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被日军关进日本（山东潍县）集中营，后被遣返美国，使她一度中断教育事业。1943年她再度来华，曾在北京潞河中学任教。1948年返美，1963年因年迈多病隐居加州一所教育事业养老院中，1985年8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据说晚年她撰写过《博文中学始末》文稿（英文稿）。 于巍岑，名振钧，德州城东杏园堤口人。1886年出生于书香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诗词歌赋和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于先生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后回家乡。曾任过吕家街完全小学校长，后在博文中学任国文教员达十几年之久。在博文中学任教时，团结进步学生，支持爱国行动，曾帮助进步青年学生王力全进行地下活动，王力全多次在他家中秘密开会或住宿。他曾在德州《北鲁日报》发表署名为“黄华”的《当我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的文章，反驳“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诬蔑之词。又曾发表《药王庙的冤魂》以反对军队枪杀老百姓和医院的牧师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对此曾引起学校当局的恼火和某些教师的反对。他思想进步，教课认真，团结教师，受到师生好评，威望很高。日军侵占德州后他被迫离职。1943年病故，享年56岁。 王力全，河北省阜城县人，1930-1932年在博文中学读书期间，借管理图书馆之便购置大量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他曾自编自演“活报剧”到城乡宣传，曾在《北鲁日报》创办副刊《南风》，并组织进步青年秘密开会，宣传爱国抗日。1931年12月他发动全校学生罢课3天，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邀请沧州中学宣传队来德宣传抗日。1932年组织博文中学进步学生为抗议“一·二八”事变举行罢课。1933年，他以德县仓廒小学校长的身份，在博文中学、师范讲习所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他是博文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区景南县县长。1949年，随军南下，一直在武汉工作，1977年逝世。[20]56-65、[22]47-55、[23]66-69 侯仁之（1911-2013），1911年12月1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 侯仁之是博文中学的校友。因他从小体弱多病，仅仅初一，就读读停停地“蹲”了两年。第三年，还读初一。侯仁之有个堂兄，叫侯成之，东吴大学体育系毕业，在山东德州博文中学执教。因是之故，1926年秋，父亲让侯仁之离开家乡，跟堂兄到博文中学就读。 博文中学体育风气浓厚，各种项目之中，篮球尤为大家喜爱。班班有篮球队，经常举行班际比赛。侯仁之受堂兄的鼓舞，也想上场一试身手。但因体弱被篮球队拒绝，随改为跑步。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后，在来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获得了冠军。1932年，侯仁之进了燕大历史系，仍然坚持长跑，从本科生一路跑到研究生，跑到留校当教师。他名下的5000米校记录，一直保持了十多年，直到1954年，才为北京大学的后生打破[24]。 项堃（1915-2009），中国电影演员。原名王象坤。原籍山东德州，1915年生于河北吴桥。1930年，项堃插班就读于博文中学。1950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1964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参加拍摄的影片有《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大河奔流》、《海囚》、《佩剑将军》、《火烧圆明园》等。 四、教会学校对近代德州的影响 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于1950年前后被取缔。虽然教会学校是根据传教的需要而设立的，但它是德州区域教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对德州区域教育的近代化的影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播了西学，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近代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会在德州办教育半个多世纪，教会为之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就教会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希望借此来发展基督教势力，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是扩展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培养出适应其在中国活动需要的人才。况且这种教育事业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处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办教育属于文化侵略的范围，因此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反对。 但是事物的发展又是多方面的。晚清以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同样是中国人民艰巨的历史使命。教会创办了近代学校，在客观上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晚清时期，教育体制基本上承袭明朝，教育内容是圣贤经传，教育目的是为科举制度服务，莘莘学子除了学会作八股之外，学不到任何科学知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说过：“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传教士最先站到了近代教育事业的起跑线上。教会学校的创办改变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况，它第一次给中国的学人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多少年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激发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 以公理会所办学校为例，19世纪末，恩县的几所教会小学添设算术、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的课程，教学内容原设置的四书五经，仍由三位私塾老师任教，还有一位美籍教师担任英文、算术及理化常识课，同时添设体育课（球类运动）。这是当时附近一二十个县内唯一的一所“洋学堂”[22]48；20世纪初，在庞庄设立的崇正学馆和培真阁又增添了英语和科学常识。祖籍武城的一位老师（赵老师）回忆：他的祖父接受的是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本村作私塾先生；而外祖父则在庞庄教会学校接受的新式教育，学习的是英语、算术、理化等知识，后来到北京找了一份工作，两者所受教育差别大，发展结果也差别很大。博文中学在20世纪10年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西学课程。教材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该校设有高中、初中班。高中数、理、化课本多为英文版教科书。”[23]66“另（在男生区）建有图书馆[21]、理化实验室、餐厅，宿舍等。同时兴建了一所较为正规化的运动场，包括田径赛场地，有一条长达200米的直线跑道，可供并列8人比赛使用。球类场地有足球，棒球、垒球、网球、排球和篮球等，北东两面有能容纳观众千余人的看台。”[20]59在博文中学的课程中，中国经学课程也不到1／4，当时中国人知之甚少的数、理、化课程一应俱全。 又如，“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革新。”[22]50体育课也登上了学校的大雅之堂。学校不仅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实际上还介绍了新的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的讲演能力，学校还专门组织演讲比赛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用中文及英语讲演。学校还注重勤工俭学和人格教育[20]61。因此青年学生在新学校学习之后，再也不愿意回到陈腐的旧学校中去了。 无庸讳言，教会学校充斥着宗教气氛，一些学生也信仰了基督教。不过宗教信仰与人的社会倾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以近代观念来看，宗教是个人的私事。进而言之，学校虽然由教会创办，但毕竟是设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中发展起来的。接受教育的中国青年，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最终决定了学生的流向。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学生投身革命的经历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些学生，特别是在五四以前，是近代中国除了留学生外最早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这对于促进德州区域西学的传播及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教会学校促进了德州区域国立中学和小学教学制度和教材的建设。基督教学校是1900年以前德州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晚清时代德州区域官方控制的教育直到20世纪初，仍然继承传统的方法和内容，即教育和科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式者给予官职，或者至少给予当官的希望。”[25]这使得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走进了传统教育的死胡同。直到1901年8月，清廷诏令各省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各县设立小学堂。山东巡抚袁世凯于当年派员筹办山东大学堂，这标志着山东国立新式教育体系的开端。周馥继任山东巡抚后，雷厉风行地筹办学堂，“但是首先遇到招生的困难。因彼时各县生员，尚迷恋科场功名，不愿干学堂，所以他第一次招生落了空。”[26]1905年以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校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 国立教育兴起之际，山东包括德州的教会教育已有半个世纪，也算是“清帝国最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之一”。新学的兴办，首先需要新式的人才，这种人才自然不会出在传统的私塾中。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罕见的了解新学的知识分子，一时成了热门人才，各国各地的学校都争相聘请。不仅如此，早期国立学校的新教材也都照搬教会学校的课本。万事开头难，教会学校为国立学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教育迫切需要的师资和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的一切教材，这自然有利于新式教育的起步。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在德县设立了省立第十二中学，比博文中学晚13年。该校课程虽系依照教育部颁发之课程标准实施，设党义、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博物、化学、物理、生理卫生、图画、音乐、工艺、体育等必修科，另外尚有职业指导。后增设童子军和军事训练等科，工艺学科改添劳作课外活动，但在教材使用、办学经验方面也借鉴了博文中学的一些做法。 再次，为德州区域培养了一批掌握新知识的近代化人才。总起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展教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列强在华权益，并通过培养中国领袖来控制中国，动机并不高尚。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还是给不少社会下层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对从教会介绍来的某些穷学生，教会还有微薄的补助。[27]在中学里如德县博文中学，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来维持艰难的学习生活。博文中学有不少学生来自农村，“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学校设立了一些劳动项目鼓励学生自愿参加，并给一些报酬。如摇上下课铃，教室卫生工作，体育器材保管，图书管理等。每劳动一学期可解决全部伙食问题。”[20]61最终使这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得以毕业。学校的终及目标是培养学生，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评估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准。德州区域各级教会学校究竟培养出多少学生已经很难考证了。从当时一些记载来看，教会学校确实培养出了自身所需要的牧师、教师及其他传道人才，它也培养出外国势力在华扩张活动所需要的买办人员。可以说，教会学校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办学目标。 不过，上述情况也同样表明这类学校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人才。这些人充实到了迫切需要新知识的岗位上。在近代德州区域的教育机构中，大量的教师来自教会学校。在德州区域、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医院中，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教会学校毕业生发挥作用的还不止是在解放前，许多学生在新中国的各个岗位上贡献才智，有的还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博文中学简史》中说：该校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前文所述他们分布在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各地。 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动力量之一，应该说，这是教会学校的副产品。就整体而言，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但是，教会学校除了其宗教色彩之外，在管理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学校教育形式的代表。而且，学校的主持者并非把这种先进的学校形式作为一种虚与应付的招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认认真真办学的。尤其当我们较多地了解了教会学校的内部结构和其教育教学活动后，更感到对教会学校的各类人员作出具体分析是有必要的。 教会学校本身真正希望的是造就基督教事业的领袖人才；但这一希望只是初步实现了，在高层次上特别是数量上基本上没有成功。纵观整个教会教育的历史，也许可以说，它对基督教的贡献是有限的，但对中国、对德州区域的教育事业的影响，对德州区域教育的近代化的影响则是久远的。 [1] 贾士君． 德县天主教概况（手稿复印件），时间、地点不详． [2] 富赛斯．一个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团体（英文）[M]//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158． [3] 陶飞亚，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4] 法思源． 山东（英文）[M]//陶飞亚，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160．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4． [6] 德州地区宗教事务局，编． 德州地区天主教志[Z]． 国家图书馆收藏，地点、时间不详． [7] 山东省宁津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宁津县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674． [8] 山东省禹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禹城县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5：523． [9] 山东省临邑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临邑县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3：549． [10] 山东省平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平原县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3：702-703． [11] 禹城县宗教情况简介[M]//政协禹城县委员会办公室：禹城文史资料（第6辑）． 1989：76-77． [12] 德州地区宗教事务局，编．德州地区基督教志[Z]．国家图书馆收藏，地点、时间不详． [13] 魏祥凤，整理． 基督教在庞庄[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德州市文史学习宣传委员会． 德州文史（第1辑），1998：297-298． [14] 公理会七十五年(第五章)[M]//王神荫． 基督教公理会在山东的发展和组织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5] 德州地区宗教事务局，编． 德州地区基督教志（征求意见稿复印件）． 德州地区宗教事务局收藏，地点、时间不详． [16] 平原县基督教志（手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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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是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而兴起的，其间经历各种考验，存在了约60年的时间。教会学校主观上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德州区域教育的发展，在德州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一、教会学校在德州兴起的背景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教育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山东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昌明之地，但步入近代以来，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之时，中国落伍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包括近代德州区域的山东传统教育仍束缚于四书五经之中。同时，漂洋过海来到山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则以西方的教育体制为模式，开始在山东沿海地区创办新式学校，并且以此为起点，向内地推进，逐步发展起了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开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传教士们在德州区域举办教育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第一，传教士的文化背景。传教士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多数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大都上过大学。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中有不少人也进过大学，美国传教士的文化程度相对还要高一些。例如在山东德县（今德州市）活动的12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和一名美国修女中，其中6个为博士，2个为硕士，还有1人为柏林神学院院士[1]9-18。20世纪初在华北的公理会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所有的男传教士都进过大学，他们得过35个学位，其中9个是硕士学位，大部分人有大学学历。女传教士中7人有大学学位，3人有硕士学位。相当数量的传教士的女眷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院”和学院中学习过，有12名妇女完成了正规的高中教育。[2]一位研究美国传教运动的史学家说：“传教士的背景表明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教育水平比人们所预期、类似于他们那种中等社会经济家庭出身的人高许多。”[3]159在美国一般必须在大学毕业以后才能继续攻读神学，神学院毕业后才能授予神职。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中，牧师等神职是很受尊敬的职业，牧师是民众在宗教精神生活方面的导师，必须受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教育。在这方面，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原来的宗教人员如和尚、道士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教育背景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理解力，具备了从事文化交流的较高层次的某种素质和条件。第二，举办教会学校的目的与方针。传教士来中国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传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以“救世者”自居，以“广布福音”为职事，其“工作实绩”以招收信徒的数量来衡量。19世纪中后期来到中国的不少传教人员有着献身宗教的狂热精神，他们报着“中华归主”的宗旨来到中国。但中西国情不同，中国人大多数对宗教比较淡漠，加之其传教是和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国人在淡漠之外还有排斥，即明恩溥所说的有“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一些传教士曾说过，直接对中国民众传经布道就好比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徒劳无获。但另一方面，传教士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尤其是在山东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他们认识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掌握古代的经典和文学知识，对于那些希望升入学者的行列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它被看成有学问的标志。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4]因此传教士们感到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所以，近代中国与其说像传教士们感到的那样迫切需要西方的宗教，不如说更需要西方的科学文化。如果传教士不想继续碰壁，就必须改变方针，至少要寓宗教于科学，从科学过渡到宗教。因此先后转向了文化教育。那些倡导办学的传教士们有两种流行的观点。其一是直接传教的方针。其二是间接传教的方针。关于第一种，传教士们“倡导学校，是将其作为一种方式，使得如此之多的异教徒的孩子被置于基督教真理的影响下，期望他们将皈依基督教，特别希望他们成为布道人员”[3]162。这种方针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短时期内容易见效，但长远来看可能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第二种方针即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式，是知识传教。它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其特点是宣教人不是首先和直接将教义灌输给受传对象，而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其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或在展示、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模式，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普遍采用，也为晚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采用。”[5]这部分新教传教士们认为：“学校是简介布道机构，是用来开垦福音的荒地，是为信仰的种子的生长铺平道路。”像老资格山东传教士狄考文就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学校只能是间接传教，“即学校仅是间接的机构，只能产生间接的结果……”“教会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出掌握真正科学精华的”中国基督教徒。在山东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像郭显德、李提摩太等，都持这种看法。他们明白，从长远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为教会赢得更多的学生和更大的社会影响。近代德州区域的教会学校也经历了从直接传教到间接传教的变化过程，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恩溥式传教方法。山东德州的教会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中间虽有义和团运动等的冲击，但仍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延续大约60年。教会教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德州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美国公理会于1882年在恩县史家堂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小学，后迁至恩县庞庄（今属武城县）并发展成为中学；女传教士博美瑞（M．H．Porter）于1893年创办一所名为“培真阁”的女子寄宿学校。以上两校后来都迁往德县，分别改名为博文中学和卫氏女中，对近代德州的教育影响较大。二、教会学校在德州的建立、发展和衰落总体而言，教会学校在德州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计划，传教士一边干，一边完善自己的教育机构。就教会来说，在中国办学有其有利之处：晚清时期，中国的学术文化仍被传统的儒家经学所笼罩，近代的文化教育完全是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兴办教会学校虽然是传教士宣教的一种手段，但它是新生事物。就教育内容而言，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在没有竞争和限制的情况下，教会学校逐步建立起从小学到中学的近代教育网。下面就天主教与基督教开办的教会学校分别论述。（一）天主教教会学校天主教教会组织在很多教徒比较集中的教堂设立教会学校、诊所及孤儿收养机构等附属社会事业。学校大都招收教徒子女，课程设置除识字外，还学习经言要理，参加宗教活动，旨在为教会培养骨干。据统计，解放初期德州区域由天主教开办的学校16处，比较著名的学校有禹城御桥韩的“育英小学”。[6]11整个区域的概况见表1。表1.德州地区设立学校、诊所及孤儿收容的堂口一览表[5]12?从上表可知，在德州城区（包括今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宁津县、乐陵市、禹城县、齐河县、夏津县和平原县曾设立过天主教教会学校。各县市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建立和发展等具体情况如下：1922年，德县天主教堂黄神父（一名德国神父）继任。他接任后，开始大规模募捐活动，所得钱物，一半用于穷苦百姓，一半计划修建穷苦子弟学校，但最终未能完成。1927年，德国人罗冈接任，继续黄神父未竟事业：筹办教育，创建学堂。1927年春，“山东德县天主教会私立崇德学校”建立，时值北伐战争开始。初期，神父罗冈兼任该校校长，到1933年以后，才改由中国人担任。学校建在教堂内部大院里，设男部、女部各一处，男女每班学生约30-40名不等，分初级班、高级班。所学课程主科有：国语、算术、讲义。另外有副科：劳作、唱游、图画；高级班另加公民修身课。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男女同在一个班级混合编制，课程复杂多样，有学德文的，有学拉丁语的。迫于形势，学校教师改教日语，但学生无法进学。当时抗日声势高涨，“抵制日货打东洋”的口号很盛，一部分反战思想反映到教会方面来，但大多数教徒反对，最终弃之。在学生成分中，大部分是穷苦百姓子弟，不信教儿童也可在此学习，但与奉教人有别，即食宿不管。[1]3-4罗神父自1927年创办学校以来，由于当时经费不足，仅靠募捐远不能满足现状需要，德县天主教会因是私立，所以经费只能靠社会各方捐助、筹措和一部分官方补贴，支持它的存在。大约在1930年，一位叫代兰孙（也有人叫待兰孙特）的德国爵士后裔，捐款4000马克，开办班级，招募教师，担任课程。罗神父专门有一本社会募捐赠的账本，代兰孙在捐募单上位居榜首。此外还有后期继任的张格平校长，武城马庄的马太保老师，临清的教徒陈世忠等均位列其中，他们有捐现洋的，有捐粮食的，武城县十二里庄大教堂的黄汉然教士捐四石多谷米。[1]6-71933年，德县天主教私立崇德学校改由中国人张格平担任校长。张因向教徒学生灌输逆反心理，给宗教正常活动蒙上一层模糊的色彩，有损于天主教的虔诚与尊严，被迫取道景州回到家乡。王家槐（河北唐山人）继任崇德学校校长。王是天主教忠实信徒，曾一度向学生教徒灌输大量宗教哲理，对学生的自治、信仰、读书三位一体的信教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但王家槐继任时间较短，在抗战后期出走，缘故不详。崇德教会学校在职教师有男、女教师约10名。王可恭，男，山东泰安人，初级班教师。王星五，男，山东德县人，高级班教师。陈延堂，男，山东德县人，高、初级兼任。宋老师（记不清名字），男，山东禹城人。马殿甫，男，山东德县人，初级班教师。赵老师（记不清名字），男，山东诸城人。赵廷玉，男，河北景州人。赵荣祥，男，河北景州人。张惠文，女，山东莱芜人，留学德国，通晓德、日、美、英、法五国语言，能流利地讲一口中国的标准语。所有教师皆为天主教徒。以上近10名老师，在崇德学校任职，一直到抗战后学校解体止。为了传教和扩大、发展宗教事业，外国神父从教徒中择优选拔人才，郑云荣便是其中一例。女教徒郑云荣，山东平原县蔡村人，学习成绩优秀，从高级班毕业留校，任初级班教师。郑云荣以虔心修炼，终生未嫁，1946年德县解放后便返回原籍。再如陈秀英，女，山东陵县陈泊梁人，天资聪颖，精通德国语言，深得外国神父青睐，担任初级班教师。陈教书大约两年左右，抗战后期回到家中，不久死去。[1]15-18宁津县天主教“县城和部分堂口设有男学和女学，比较大的小学有县城、岳庄村（孟集乡）、后商村（刘营伍乡）。小学教师由神甫委派，学校经费也由神甫支付。县城男学设在活动场所的后院，女学设在大街南侧教堂附近。两学堂有房6间。后商村设有男女学，学生五六十人，在该学堂任教的先生有张耀延、尚德润(河北省吴桥人)，刘宝玉（后王乡八里庄人）。”[7]禹城县“御桥韩庄的教堂规模较大，有房屋百余间，另有男、女学校各一所，耕地百余亩。”[8]1943年之前，临邑县“刘家寨、曹家寨、李仙台3处教堂先后办起了教会小学，历年总计学生700余名，都被发展为教徒。”[9]1910年，平原县炉坊乡卜庄天主教堂曾设小学1所，1个班30人。[10]学校的办学经费，校舍修建、教职员的薪金、学生的食宿补助，都由教内支付。这项费用较大，一般堂口支付不了。在禹城只有御桥韩总铎区办了一所“育英①原写作“育婴”。小学”。 “育英小学”开办于1938年。当时，柯树德神甫任主任司铎，郭宗言神甫任校长，有8名教师。设有男、女生部，共有学生400多名。采用通行的“四·二”学制，即初小4年，高小两年，6个年级，9个班，每年有两个毕业班，学生大都是教友之子女。课程设置与一般学校相同，但另设宗教课，每周一次，学生们是不准缺课的。学生的学习用费由学生家长自理。[11]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天主教事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45-1949年前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结束，天主教教会学校也逐渐衰落，最终全部被取消。（二）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美国公理会统辖恩县、平原、武城、陵县、德县，属天津教区。美国公理会也把办教育看成传教的必要手段，1877年，明恩溥和博恒理在恩县设立固定的传教点。1882年美国公理会在恩县史家堂设立了第一所教会小学，这是近代德州区域的第一所教学学校，也是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的开端。1892年后，基督教公理会传入本区平原、武城、夏津、德县、河北故城、山东高唐等地，并建有学校。[12]1-2、5初期，美国公理会在德州区域的传教成效甚微。借赈灾之机，传教才得以取得快速发展。1878年（光绪四年），鲁北大旱，美国人明恩溥、博恒理二牧师由天津紫竹林来原恩县庞庄(今属武城县)，以放赈为名，借以传教，并设教堂，建医院，立学校，以此为起点向周围扩张，遂建立起公理会总会。“传教士在庞庄住下来不久，就开始兴办学堂。当初，是找一个教员带几个教徒的子弟在一间借用的房子里开办起来的，学校性质和私塾差不多。后来骗取了村中绅士们的信任，同意将村里的一个破庙（村中义学故址）改作校址。到1895年学校由北通州协和道学院毕业生张风祥负责，并聘平原张甲乙协助，始成为两等小学。虽然班次增多了，但学生人数仍然不多。同时，公理会很注意招收女子入学。早在1882年，博恒理的妹妹博美瑞来庞庄之后，就企图办女校，以后也真的招收了几个女生，由博美瑞开办女塾，入学的条件，主要是放脚。四五年之后，才得到本地人的足够认识，使学校迁入新的院子里去。1900年（庚子年）后，传教士为了选送学生到公理会在通州办的‘大学’受教，培养为自己服务的较高级的代理人，乃在庞庄原有男校扩建了一座两层大楼，定名为‘崇正学馆’，‘改行四年制中学’，并附设小学。女校也改名为‘培真阁’，程度也由蒙学改为两等小学。学生人数逐渐发展到80多人。但两校仍然着重宗教传授，《福音合参》、《旧约历史》等都是必修课程。后来，增添了英语和科学常识。”[13]那时，在教会工作的李福祥、管万学，医务方面的侯恩成、郭鹤龄（寿仁）、任淑贞，搞教育的朱登瀛、王元信（诚斋）等，均是被他们“深造”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中，虽然公理会的一些教徒被杀，但教会学校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一书里说：“1901-1904年是教会重建时期。德州方面教徒人数，达到了256人，分别住在90个村庄里。9个村庄里设有教会小学，共有学生90名。暑期里还设妇女训练班，计有37名妇女参加。8名学生受了洗。女子寄宿学校，组织了基督教勉励会。……”[14]142-143随着公理会的活动中心由庞庄转到德州，原来在庞庄开办的医院和学校，也搬到了德州。美国公理会买到了德县东边一大片土地之后，即称之为“东地”。于1916-1917年间兴盖了男学校教学大楼一座，宿舍楼两座，女校洋楼三座，洋人住宅楼房六座，医院方面也建了一座三层大楼。……为了建筑学校，传教士还将庞庄学校大楼完全拆掉，将砖瓦门窗等材料运到德州使用。男校起名为“博文中学”（纪念博恒理），女校起名为“卫氏女子中学”（纪念在庞庄创办女校的卫曙光）。1930年，为了在山东教育厅办理立案手续，将男女两校合并成“博文中学”（起初为博卫中学，后改现名），共有学生一百余人，由王元信任校长（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传教士被送进了集中营，学校停办）。据称，医院、学校、教堂的全部建筑费用原计划78500美元后，又追加了40000美元。完工后，公理会仍将原来无名的“东地”正式起名为“三育村”。[15]145-146为了造就亲美崇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明恩溥还于1906年专程回美国一趟，亲见美国总统梯奥道斯·罗斯福（老罗斯福），禀请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用来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明恩溥的倡议和努力之下，美国有些大学竟然来中国设立了“分校”。例如欧柏林大学，便把山西的“铭贤”作为该校在中国的“分校”，简称为“在中国的欧柏林”，湖南的“湘雅”称为“在中国的雅礼”。美国公理会在埃阿华洲（省）所办的格林尼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原译为歌仁乃东大学也效尤“欧柏林”“雅礼”的先例，把德州的博文中学变成为“在中国的格林尼尔”的势力范围。其具体办法有三：一、由格林尼尔学院提供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的部分经费，二、由格林尼尔学院派遣该院毕业生来德州任教，除派正式传教士长期在博文工作外，还按年选派短期教员；三、格林尼尔学院酌情吸收博文的毕业生或教员赴美留学。因此公理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网。得到格林尼尔学院的财力和人力支援之后，山东的公理会便把触角伸向济南的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成为齐大的合作单位之一。并自1920年起派遣传教士麦美德（女）、夔德文、山理等三人在齐大任教。1930年又派伍乐福到齐大任总务主任。在经济方面，他们除负担麦美德等三人的年薪11606元外，还负担一个中国籍教授的薪俸1400元，和经常费1000元（这些款项公理会差会和格林尼尔之间，具体各负担多少，不详）。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美国在齐大的势力。有了上述的安排，博文中学的实权便完全落到了格林尼尔学院的手中，如该学院的毕业生韩爱瑞、芮义德、梅克仁等，一直握着校政不放。先后来到博文作短期教员的除步士曼（1917-1918年）、查福瑞（1924-1926年）、费思仅（1928-1930年）等单身汉外，还有两个女教员。这些美国青年，大学才毕业，中国话又不会说，还没有教学经验，除勉强教英文外，就是在学生和教职员中间，散布崇美思想。至于中国教职员赴美留学者仅侯学成（绍孔）和王元信二人①侯学成乃庞庄第一个教徒侯圣清的孙子，到了美国之后，除在格林尼尔住一年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王元信自1929年返国后即一直任博文中学的校长，到1941年该校被日寇强占，学校停办时为止）。。在公理会把侵略触角伸进齐大，并继续扩大博文中学的同时，各地教会小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义和团后，凡成立正式教会者，多相机成立小学”。不过时间不长，1927-1928年②美国经济大萧条实际是为1929-1933年，此处可能为提前受影响的个别行业或企业。由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危机），从美国来的补助费中断，加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私立学校一律立案，公理会的小学停办了不少。1931年统计，德州公理会所办小学概况如表2。表2中的10处小学只有德州南关和庞庄是完全小学。为了吸收农村的学生还酌收少数寄宿学生。在以上公理会所办学校中，德州博文中学是公理会在德州区域设立的较为著名的一所中学（详情见下节）。1916年，博文中学与美国格林尼尔学院建立了兄弟院校关系，并互派留学生。1930年该校正式呈报山东省教育厅备案，于1933年被称为“鲁北最高学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传教士被日军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从此，医院和学校关闭，全体师生和医护人员愤然离去。表2. 1931年公理会所设小学概况表[14]147-148、【14】14?此外，1913年（民国二年），平原县李炉庄（现寇坊乡）朱光奎献出一块宅基地，用本村三间庙的物料及教徒捐资，建起一处前后院19间房的教会活动场所，朱光奎任教务理事，属德县公理会领导，每年派牧师来宣讲经典一次，并与地方势力协商办起一所4个班、男女学生56人的教会学校，教员工资由地方和教会共同负担。[10]701学校设在教会，共4个班次，前院为男生班，后院为女生班，男学生有38人，女学生有18人。教员有迟东振、吕金召、吕风刚。男班教员工资待遇由村里负担，女生班教员由教会负担。课程为县教育科统一课程。开办学校后，教会房屋逐渐紧张，朱光奎又倒出三间北房做宗教活动场所，如过宗教节日或外来牧师讲道仍需在学校进行。[16]l920至1937年间，临邑教会在双丰乡宋家村、太平寺乡西张村、夏口镇夏口街、朱楼等村相继建立8处教会小学（主要是宣传基督教义，扩大影响，发展教徒），当时，美籍人员通过教会每天供给学生两餐小米饭，以扩大学生来源。仅西张北村、宋家村两处小学一期就有200多名学生，全部被发展为教徒。有的学校只有初级班，有的开设高级班。办学时间短的4个月（如宋家村），长者达5年之久（西张村1922-1928年），这些学校解放前陆续停办。教会学校开设文化课，客观上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7]英国教会在德州区域的势力仅次于美国。其中英国差会圣道公会，当时称为圣道堂，在英国是很小的教派，教徒人数仅两万多，但也来山东传教，先后设立小学和中学。1866年（同治五年）英圣道公会由天津传入本区乐陵朱家寨。大约十年后，即1876年，乐陵英国基督教圣道公会设立教会学校3所，“殷牧师选定以朱家寨为中心，在村中西街路北购买民房2处，又在路南买空地20余亩。这时，得到差会的大宗款项和天津英商的捐助，遂于此地建筑楼房，设立会堂、医院和男女学校。并准备成立初级学道院和女子高小。……校长是英国女教士德安义，50岁上下，高个子，满头白发，操一口不流利的带山东音的官话。教员二、三人，学生住集体宿舍，吃饭自己做，每天找校长领粮领柴。早晚饭吃小米粥，中午吃小米面窝头。每星期由校长讲两次圣经课，其他时间学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上下论语。还抽时间干活（拾掇屋子、擦地板、绣花、织毛袜、织手套等）。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钟下自习，十点后一律回宿舍，不准留在教室里。”[18]7-8；19-20另有记载：乐陵教区“到1906年2月底，……小学12所（其中女子小学1所），教员12人，学生155人（其中女43人）。”[19]“1910年设中学一所，学生12人。女子寄宿学校一所（后改为女子高等学校），学生42人，教员2人，校长是英国女教师德安义。每周由校长讲两次圣经，其它时间学《三字经》、《千字经》。学校维持20多年，毕业生500余人。”[15]11另外，仓上教会，因欧战时差会款接济不上，于是实行自立自养，教会、学校打成一片，传道人员兼任教员，但时间不长，教会、学校遂衰。[18]20-21表3. 早期乐陵教区教会情况统计表[14]12?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经济的大萧条，教会学校的财源大受影响。人力、物力都很紧张，德州区域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只是在归并的基础上维持而已。相比之下国立学校却有显著的进展，省立第十二中学在德州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的教会学校大部停办。战后教会学校恢复招生后，外籍教师的数目就更少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会学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师资最初全部来自外国传教士，后来逐步向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局面过渡。三、博文中学的兴衰山东德州博文中学（The Porter-Wyckoff Middle School in Tehchow Shantung China ）1886年始建于山东恩县庞庄。1916年迁往德州，后更名为“博文中学”①原有博文男校及卫氏女校，校名译自：博恒理Henry D．Porter和卫曙光Ellen G．Wyckoff两姓，作为美籍创办人的纪念。。1914-1934年，该校设有高中、初中班。高中数、理、化课程多为英文版教科书。1935年后仅存初中班，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被关闭。这所持续55年之久的学校，毕业生约计2000人左右。先后获得国内外高级学位的不下百人。其中有国内外知名人士侯仁之、项堃等；至1986年定居于美、加、港、台的约有30余人。就其建立和发展过程而言，德州（民国改为德县）博文中学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创办的学校。她和济南的齐鲁大学、北京的潞河中学、燕京大学与美国的格林尼尔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博文中学的毕业生有很多升入以上几所学校得以深造。博文中学的起点为恩县庞庄的教会学校。1866-1885年间，美国传教士山理医生、威廉及博恒理与山东恩县庞庄（今武城）的贫苦农民相识，逐渐在那里开办教堂进行传教并创办了医院和学校。当时学校和医院都以传教为主，学校开设宗教内容的课程，但也聘请当地儒学老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的汉文内容、并添设算术、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教室并不多，设备较简陋，入学学生也很少，多为附近村庄的教民子女，除庞庄外，尚有管庄、看水庄、周全庄、青王庄、小何庄……上述村庄除教民子女外尚有部分农民子女入学。学生由教会供给食宿及书费。后随着学校的发展，改为学生自带粮食，其他费用由学校提供。到1894年“庞庄日校每学生收取2.5美元，寄宿学校，来自教会家庭的学生，每人5美元，其他的收取7美元”，该学校亦收取一定的费用。到1935年，该校“初中一二三年级各3个班，学生共 281人；教师22名（其中美国人4名），基金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一百元，年经费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三元，学生纳费学生全年每人25元，女生全年每人15元。”但鉴于当时学校学生多来自贫苦家庭，家庭富裕者很少，而学校又没有设助学金，因此学校也会提供给学生一些工作，如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运动器材保管、油印、写钢板等，每月给予一定补助，类似半工半读性质，以此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女生入学必须放脚为天足。此举对妇女解放有着进步的意义。至1887年又来了几位美国女教士担任教师，男女学生有所增加。当时学校有男生五六十人，女生二三十人。学生生活改为自带粮食，其他费用由学校供给。教学内容原设置的四书、五经，仍由三位私塾老师任教，还有一位美籍教师担任英文、算术及理化常识课，同时添设体育课（球类运动）。这是当时附近一二十个县内唯一的一所“洋学堂”。这样的学堂，在北方也很少见。后来因津浦铁路通车经过德州，教会于1904年在德州南关购买基地，自1910年开始修建大教堂——俗称礼拜堂，附有钟楼。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晨间，钟楼上响起了钟声，城里与乡村的教民闻声纷纷前来听传道、做礼拜。1911年，在教堂院落中又修建了4间瓦房和两大间教室，建立了崇真小学，后来发展为初高级完全小学。该校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查封。南关教堂的修建人有美籍传教士兼医生德福兰（后任东地卫氏博济医院院长）和教民王元福负责来德建造。大礼拜堂及钟楼由德福兰主持设计，王元福①王元福系平原县看水庄人，曾在庞庄读书，后升入协和书院（原通州协和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山东恩县小学教员。南关教堂建成后即在德州定居。监督施工。1909年，公理会又在德州城东约两华里处购买盐碱地300余亩，修建了博文中学及卫氏博济医院。1916年，学校全部由恩县庞庄迁至德州新址东地。同年博文中学与美国的格林尼尔学院建立姊妹（或兄弟）学校关系，此后，可以互派留学生，可以互相交流和支援教师。由于同属教会学校，格林尼尔大学派来的教师，多是牧师和传教士，博文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也都是教徒中的优秀者，或在齐鲁、或在燕京大学深造后的学生和在该校任教很久的教师。如从格林尼尔学院派来五六名该校毕业生到博文中学教英语及数学课，其中一女教师芮义德（Alice C.Reed）在此工作达30余年。当时博文中学有一规定：凡在该校任教达10年以上者，可以由学校推荐、保送到以上学校免费深造。1917年秋，运河决口，东地被淹，此后博文中学及卫氏医院周围修建了一圈高3米，上宽2米，下宽4米的砖包皮围墙。围墙外砌砖皮，内为土坡，土坡上遍栽红荆条。南围墙两端各修筑有坐北朝南的大门，东大门直冲博文男校，西大门直冲卫氏医院（当时这一带农村的农户大都筑有为保家护院而修的土墙，俗称“围墙”）。博文中学迁往德县之后的校长，先后有美籍的牧师梅克仁（Panr Mac Eac Hron）、1916-1922海尼格（Alfvedn Herningor）、1917-1927麻海如（Harold S．Matheus）等人担任，后来也有中国教员兼任校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的中国人先后有王景文、朱依仙（1926-1929），自1929年后是王元信②王元信，字诚斋，1892年出生于平原县看水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02—1915年先后在本村小学，恩县崇正中学和北京通县协和大学读书。毕业后曾在山西铭贤中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德州博文中学任英文、理化教员。1927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又在德州博文中学任校长，1937年德州沦陷后离校。日伪时期，在济南中学任教，解放后任济南铁路中学校长。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济南市民进副主委，济南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兼市政协秘书长。1958年在铁路中学退休，1969年12月在济南逝世。。1930年外籍校长全部退出职务。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如：减少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加强汉文教学，加强英语和理科教学，开展体育及文艺活动，学习武术，演唱京剧，开展勤工俭学，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与学生信仰宗教完全自由，教徒与非教徒平等对待，直至课程中完全取消宗教内容。因此教会活动则成为基督教徒个人的信仰，非教徒师生根本不问不闻。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实行了男女合校，将原博文男校与卫氏女中合为一校，改称“博文中学”。1931年又在山东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成为正式的私立完全中学。学制与课程以及教材全用当时国家统一的中学教材（当时山东省教育厅是何思源任厅长）。教师的薪金，从30元到70元不等，每年都有所增加，教师工作十年可获得进修一年的机会，所有费用由学校承担。学校最高机构为校董事会，内设基金委员会，校长之下，分设男部和女部主任各一名，一般来说，男部主任由校长兼任，同时学校还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和体育处四个部门，各处下设主任一名，教职人员若干。博文中学的教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学生考试如有一两门不及格，必须补考，超过三门不及格的，补考如果不过，就得降级。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十分丰富，由学生自治会组织活动，有时也由老师组织。体育方面，主要是组织或参加运动会，当时博文中学就曾参加全省运动会，也曾在校内举行中学运动会，十二中学和太安中学均有参加。另外，学校还积极组织文艺晚会、演讲和辩论赛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学校在教育方面确有较好的声誉。如博文中学在1933年的全省会考中名列第二，被评为教学质量优秀的学校，“被认为是山东省北部周围240华里范围内唯一的一所成绩较好的初高中学校，德智体三者并重的学校（对体育尤为重视），曾被称为‘鲁北最高学府’。”[20]62“到1930年，本校被公认是方圆80英里之内最好的学校，因为在这儿得到良好的指导，个性培养受到重视。这一点为下列事实所证明：一直在省级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学生中包括德县县长的儿子，商会会长的儿子，县学校（政府）负责人的妹妹和乡下一个最富有的人的儿子，还有城里几位知名商人的女儿。”[21]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0月3日占领德县城，学校被迫停办。1938年春恢复上课，由美籍教师芮义德代任校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美关系破裂，学校被封闭，芮义德被关进山东潍县日军的集中营。学校与医院成了日军的营房。1946年学校及医院全部被拆除。1952年在博文中学原址上又建起了德州第二中学。原博文中学的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虽已消失，但她所培养的很多人才，遍及全国：有的成为知名人士，有的是国家领导干部，也有的在海外成为学者、专家。大多数人从事医务、文教工作。自从“文革”结束后，博文中学的校友得以通讯往来，大家怀着对博文中学的眷恋，于1986年5月11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山东德州博文中学纪念建校百周年庆祝大会，并合影留念。部分校友（出席50人，信函电30余件，北至内蒙、新疆，南达海南岛海口市）在京集会庆祝：国内的老校友侯仁之、高沂、项堃等特地由国外赶回北京，参加了大会。还有来自海南岛的83岁高龄的周荣先校友，也有博文中学所在地——山东德州的校友代表参加。同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了题为《博文中学校友纪会百年校庆》的消息；美国格林尼尔学院也发来贺信，并派原在博文中学的美籍教师弗思儒夫妇赶来参加祝贺。1986年5月25日山东济南的校友，也集合在一起聚会庆祝，校友们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此外，博文中学有关主要人物如下：芮义德(Alice C．Reed)，189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拍林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15年毕业于歌仁乃乐大学（今格林尼尔学院），1916年来华，任卫氏女校（即博文中学前身）英语教员兼教音乐课。她工作之余，力习中文，后来能用汉语教课和交谈。1920年起任卫氏女校校长。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未嫁。她曾在美募捐购得一架钢琴赠给博文中学。她每学期都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作为奖学金赠送给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从不署名。20年代初她回国度假，特意绕道东北，途经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得以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来后常向师生介绍苏联见闻。1937年后，日军全面侵入中国，她曾代理博文中学校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被日军关进日本（山东潍县）集中营，后被遣返美国，使她一度中断教育事业。1943年她再度来华，曾在北京潞河中学任教。1948年返美，1963年因年迈多病隐居加州一所教育事业养老院中，1985年8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据说晚年她撰写过《博文中学始末》文稿（英文稿）。于巍岑，名振钧，德州城东杏园堤口人。1886年出生于书香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诗词歌赋和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于先生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后回家乡。曾任过吕家街完全小学校长，后在博文中学任国文教员达十几年之久。在博文中学任教时，团结进步学生，支持爱国行动，曾帮助进步青年学生王力全进行地下活动，王力全多次在他家中秘密开会或住宿。他曾在德州《北鲁日报》发表署名为“黄华”的《当我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的文章，反驳“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诬蔑之词。又曾发表《药王庙的冤魂》以反对军队枪杀老百姓和医院的牧师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对此曾引起学校当局的恼火和某些教师的反对。他思想进步，教课认真，团结教师，受到师生好评，威望很高。日军侵占德州后他被迫离职。1943年病故，享年56岁。王力全，河北省阜城县人，1930-1932年在博文中学读书期间，借管理图书馆之便购置大量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他曾自编自演“活报剧”到城乡宣传，曾在《北鲁日报》创办副刊《南风》，并组织进步青年秘密开会，宣传爱国抗日。1931年12月他发动全校学生罢课3天，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邀请沧州中学宣传队来德宣传抗日。1932年组织博文中学进步学生为抗议“一·二八”事变举行罢课。1933年，他以德县仓廒小学校长的身份，在博文中学、师范讲习所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他是博文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区景南县县长。1949年，随军南下，一直在武汉工作，1977年逝世。[20]56-65、[22]47-55、[23]66-69侯仁之（1911-2013），1911年12月1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侯仁之是博文中学的校友。因他从小体弱多病，仅仅初一，就读读停停地“蹲”了两年。第三年，还读初一。侯仁之有个堂兄，叫侯成之，东吴大学体育系毕业，在山东德州博文中学执教。因是之故，1926年秋，父亲让侯仁之离开家乡，跟堂兄到博文中学就读。博文中学体育风气浓厚，各种项目之中，篮球尤为大家喜爱。班班有篮球队，经常举行班际比赛。侯仁之受堂兄的鼓舞，也想上场一试身手。但因体弱被篮球队拒绝，随改为跑步。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后，在来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获得了冠军。1932年，侯仁之进了燕大历史系，仍然坚持长跑，从本科生一路跑到研究生，跑到留校当教师。他名下的5000米校记录，一直保持了十多年，直到1954年，才为北京大学的后生打破[24]。项堃（1915-2009），中国电影演员。原名王象坤。原籍山东德州，1915年生于河北吴桥。1930年，项堃插班就读于博文中学。1950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1964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参加拍摄的影片有《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大河奔流》、《海囚》、《佩剑将军》、《火烧圆明园》等。四、教会学校对近代德州的影响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于1950年前后被取缔。虽然教会学校是根据传教的需要而设立的，但它是德州区域教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对德州区域教育的近代化的影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传播了西学，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近代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会在德州办教育半个多世纪，教会为之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就教会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希望借此来发展基督教势力，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是扩展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培养出适应其在中国活动需要的人才。况且这种教育事业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处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办教育属于文化侵略的范围，因此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反对。但是事物的发展又是多方面的。晚清以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同样是中国人民艰巨的历史使命。教会创办了近代学校，在客观上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晚清时期，教育体制基本上承袭明朝，教育内容是圣贤经传，教育目的是为科举制度服务，莘莘学子除了学会作八股之外，学不到任何科学知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说过：“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传教士最先站到了近代教育事业的起跑线上。教会学校的创办改变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况，它第一次给中国的学人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多少年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激发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以公理会所办学校为例，19世纪末，恩县的几所教会小学添设算术、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的课程，教学内容原设置的四书五经，仍由三位私塾老师任教，还有一位美籍教师担任英文、算术及理化常识课，同时添设体育课（球类运动）。这是当时附近一二十个县内唯一的一所“洋学堂”[22]48；20世纪初，在庞庄设立的崇正学馆和培真阁又增添了英语和科学常识。祖籍武城的一位老师（赵老师）回忆：他的祖父接受的是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本村作私塾先生；而外祖父则在庞庄教会学校接受的新式教育，学习的是英语、算术、理化等知识，后来到北京找了一份工作，两者所受教育差别大，发展结果也差别很大。博文中学在20世纪10年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西学课程。教材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该校设有高中、初中班。高中数、理、化课本多为英文版教科书。”[23]66“另（在男生区）建有图书馆[21]、理化实验室、餐厅，宿舍等。同时兴建了一所较为正规化的运动场，包括田径赛场地，有一条长达200米的直线跑道，可供并列8人比赛使用。球类场地有足球，棒球、垒球、网球、排球和篮球等，北东两面有能容纳观众千余人的看台。”[20]59在博文中学的课程中，中国经学课程也不到1／4，当时中国人知之甚少的数、理、化课程一应俱全。又如，“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革新。”[22]50体育课也登上了学校的大雅之堂。学校不仅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实际上还介绍了新的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的讲演能力，学校还专门组织演讲比赛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用中文及英语讲演。学校还注重勤工俭学和人格教育[20]61。因此青年学生在新学校学习之后，再也不愿意回到陈腐的旧学校中去了。无庸讳言，教会学校充斥着宗教气氛，一些学生也信仰了基督教。不过宗教信仰与人的社会倾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以近代观念来看，宗教是个人的私事。进而言之，学校虽然由教会创办，但毕竟是设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中发展起来的。接受教育的中国青年，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最终决定了学生的流向。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学生投身革命的经历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些学生，特别是在五四以前，是近代中国除了留学生外最早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这对于促进德州区域西学的传播及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教会学校促进了德州区域国立中学和小学教学制度和教材的建设。基督教学校是1900年以前德州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晚清时代德州区域官方控制的教育直到20世纪初，仍然继承传统的方法和内容，即教育和科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式者给予官职，或者至少给予当官的希望。”[25]这使得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走进了传统教育的死胡同。直到1901年8月，清廷诏令各省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各县设立小学堂。山东巡抚袁世凯于当年派员筹办山东大学堂，这标志着山东国立新式教育体系的开端。周馥继任山东巡抚后，雷厉风行地筹办学堂，“但是首先遇到招生的困难。因彼时各县生员，尚迷恋科场功名，不愿干学堂，所以他第一次招生落了空。”[26]1905年以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校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国立教育兴起之际，山东包括德州的教会教育已有半个世纪，也算是“清帝国最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之一”。新学的兴办，首先需要新式的人才，这种人才自然不会出在传统的私塾中。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罕见的了解新学的知识分子，一时成了热门人才，各国各地的学校都争相聘请。不仅如此，早期国立学校的新教材也都照搬教会学校的课本。万事开头难，教会学校为国立学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教育迫切需要的师资和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的一切教材，这自然有利于新式教育的起步。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在德县设立了省立第十二中学，比博文中学晚13年。该校课程虽系依照教育部颁发之课程标准实施，设党义、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博物、化学、物理、生理卫生、图画、音乐、工艺、体育等必修科，另外尚有职业指导。后增设童子军和军事训练等科，工艺学科改添劳作课外活动，但在教材使用、办学经验方面也借鉴了博文中学的一些做法。再次，为德州区域培养了一批掌握新知识的近代化人才。总起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展教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列强在华权益，并通过培养中国领袖来控制中国，动机并不高尚。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还是给不少社会下层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对从教会介绍来的某些穷学生，教会还有微薄的补助。[27]在中学里如德县博文中学，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来维持艰难的学习生活。博文中学有不少学生来自农村，“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学校设立了一些劳动项目鼓励学生自愿参加，并给一些报酬。如摇上下课铃，教室卫生工作，体育器材保管，图书管理等。每劳动一学期可解决全部伙食问题。”[20]61最终使这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得以毕业。学校的终及目标是培养学生，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评估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准。德州区域各级教会学校究竟培养出多少学生已经很难考证了。从当时一些记载来看，教会学校确实培养出了自身所需要的牧师、教师及其他传道人才，它也培养出外国势力在华扩张活动所需要的买办人员。可以说，教会学校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办学目标。不过，上述情况也同样表明这类学校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人才。这些人充实到了迫切需要新知识的岗位上。在近代德州区域的教育机构中，大量的教师来自教会学校。在德州区域、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医院中，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教会学校毕业生发挥作用的还不止是在解放前，许多学生在新中国的各个岗位上贡献才智，有的还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博文中学简史》中说：该校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前文所述他们分布在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各地。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动力量之一，应该说，这是教会学校的副产品。就整体而言，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但是，教会学校除了其宗教色彩之外，在管理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学校教育形式的代表。而且，学校的主持者并非把这种先进的学校形式作为一种虚与应付的招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认认真真办学的。尤其当我们较多地了解了教会学校的内部结构和其教育教学活动后，更感到对教会学校的各类人员作出具体分析是有必要的。教会学校本身真正希望的是造就基督教事业的领袖人才；但这一希望只是初步实现了，在高层次上特别是数量上基本上没有成功。纵观整个教会教育的历史，也许可以说，它对基督教的贡献是有限的，但对中国、对德州区域的教育事业的影响，对德州区域教育的近代化的影响则是久远的。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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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基督教学术 网址: http://jdjx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0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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